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行政争议提出“实质性解决”的要求。2014年,“解决行政争议”纳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研究长期热度不减。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专项活动,更是把相关研究推向了高潮。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主要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程序获得实质终结”;二是“原告权益获得实质救济”。行政争议能否实质性化解,事关《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实现,事关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事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作为传统化解方式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行政诉讼程序复杂、周期较长,行政审判缺乏主动性,导致实践中出现了“程序空转”和“案结事不了”现象。行政复议存在“自己监督自己”的嫌疑,处理结果难以令人真诚信服。二者的局限性导致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效果不尽人意,亟需其他方式辅助解决。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是行政检察监督的核心。既有来自《宪法》、《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层面的职能要求,又有来自《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以下简称《行政诉讼监督规则》）方面的程序支持。因此,通过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十分必要。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监督定位不准。存在视行政争议化解为唯一目标和视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为终局性解决方式两类定位不准的问题。监督定位不准将直接导致司法实践跑偏。第二,监督作用有限。存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范围较小和监督案件来源匮乏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导致行政诉讼检察监督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第三,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对于部分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人员,一方面,存在专业水平有限的问题,导致对非正常撤诉案件监督不足和对实质争议点把握不准;另一方面,存在监督意识不足的问题,导致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对此,首先,要找准行政诉讼检察的监督定位。即目标多元化和职能明确化。其次,要充分发挥行政诉讼检察的监督效能。即扩大监督范围至行政诉讼活动的全流程,建立法检案源线索共享机制,丰富案件来源。最后,要加强行政诉讼检察队伍建设。即对工作人员进行常态化培训,优化绩效考核机制,提高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人员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