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的发生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人类的认知型得到了革新,在小说领域中,一方面成就了现代小说之自由伦理叙事的品性;另一方面促使了风景书写的兴起。在这种风景书写中,本文发现了“作为风景之人物书写”的现代性品性,即人物成为一种风景必不可少的一种质素就是小说叙事的“内面化”转向。由此,作为一种症候,在孙犁的小说中,本文具体阐释了这种人物风景对孙犁小说整体美学风格,及其与内在伦理取位之对话关系。而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作为风景的女性人物书写在中国现代小说之先锋者鲁迅那里还并未出现,这其中就至少表露出了从鲁迅时代到孙犁时代之女性历史生存处境变动的真实细节。从人物形貌描写到人物风景书写这一转变背后,本文所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之革新,更是现代社会中,人之个体自我获得的动态伦理进程。正是在这种内面化的审美观察中,作为乡土“他者”的孙犁得以发现了关于冀中平原和阜平山地之北方乡土乌托邦,由此,风景进入“地方”,米切尔意义上的“象征域”进入了“现实域”,风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塑了人类的现实生活空间,当然也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人们的生活信念、伦理态度。但不容忽视的是,风景的建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自然化的过程,这就容易造成生活境遇中我们对风景的视而不见,在这个意义上,发现风景就需要不断地进行“颠倒”。而对中国现代性思想及其规划来说实现“风景的自然化”即为其最终的归旨。孙犁对乡土风景的书写本质上是一种诗学幸福乌托邦建构,“意境”所成就的诗化品格使得风景书写成为了慰藉人类心灵的精神家园,并在时代背景下以其自身的幸福品格积极参与了现代民族家国之共同体想象。需要强调的是,孙犁作为一个守持的知识分子,在此是其“诗性智慧”流露,而非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机械图释。孙犁关于风景政治的书写主要是通过“私人性”风景和“物恋性”风景实现的。在拉康镜像理论的观照下,风景书写就是一种“他者风景镜像”,即一个“文化的大他者”,通过语言的换喻与隐喻机制,主体自我在风景“幻象”中确认自我。这种“物恋性”风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意境”美学之伦理向度的存在,并且透露了动词性风景权力之具体操作进程。出于对叙事者是一种“间性”存在的考虑,本文提出了“间性风景”这一理论认识,由此解释并处理孙犁小说文本中所呈现出的“裂痕”。作为一种症候出现在其“十七年”时期的风景书写中:“回忆”色彩的风景书写、女性人物风景之发现以及声势浩大的崇高风景之出现。在叙述伦理层面,风景书写之视角可分为:非聚焦型风景、内聚焦型风景及外聚焦型风景。外聚焦型风景书写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要求叙事者以严格的客观化态度再现风景事实,这是与孙犁小说创作之诗性思维相悖的,因此几乎不见于其小说叙事。类似于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之观看法则的非聚焦型风景书写则与小说“意境”的生成密切相联,在孙犁的小说中就成就了其诗学幸福乌托邦之建构,从中透露出了孙犁对时代政治之有意或无意的附和,而人物“视点转换”的运用又表征了其现代性追求的一面:通过视点转换以造成伦理张力。内聚焦型的风景视点则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最突出的成就——风景书写“内面化”倾向的外现,自然风景由此具有了人格化的特点。总之,风景书写之视角选择不仅是叙事者进行“距离控制”的叙述性问题,其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时代意识形态之选择问题。时空体验建构了人类关于自身的行为准则与价值秩序,风景书写作为一种时间叙事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向度的问题。基于叙事学中对时间因素的分析,在风景的时长方面存在着五种情形,即暂停、省略、场景、概要和扩述。叙事者正是通过对风景书写时长的调控来造成不同的叙事节奏,并由此控制小说的总体美学风格,表达其伦理倾向的。另外,小说叙事的时间质素必须通过其空间向度才能被考察,风景作为空间的叙事主要有两大功能:静态性的风景书写,以风景书写来营造情感基调;动态性的风景书写,除了具有静态风景之描写的功能外,还具有叙述功能,可以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不同的时空体验在风景书写中的表呈不仅外现为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与革新,更是一种“间性”伦理的表征,在文本虚构空间中探索风景的伦理表达。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当风景走向“风景奇观”,并走向后现代意义上的“媒介奇观”,那么,在文艺领域中,我们应该警惕什么?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都必须确保风景之进入艺术的“属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