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家2006年开始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但与此同时，农村社区中设施空置、制度空转、机构悬空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这些低效率的现象不但没有在国家“因地制宜”的政策导向下得到缓解，反而在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蔓延。现有的两种研究取向从共同体和政权实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给出了一些理论化或技术化的解释。但由于缺乏中观视角的机制研究，这些研究无法理解农村社区的实际行为动机。　　本文引入了组织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区分了建构于效率机制之上的组织环境以及建构于合法性机制之上的制度环境，认为组织会受到组织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受制度环境影响的过程被称作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强制、模仿和规范三种形式，其结果就是组织结构与实际运行的分离、强化组织成员的信心和善意以及仪式性的检查和评估。　　但在中国语境中，党的领导以及政府主导这一最大的政治现实使得农村社区在制度环境中的制度化过程远比强制、模仿和规范要复杂。基于经济效率与政治效率建构的分析框架，在对中部E省农村社区建设过程进行分析观察时发现，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建设事务可能存在不同的制度化机制，包括规则强制、效率激活、政治动员以及上下合谋。应对这些制度化机制的过程就是农村社区的适应性过程，呈现出了灵活变通、消极应付、组织创新以及横向模仿四类，构成了农村社区在制度环境中的多重适应性。多样化的适应行为对农村社区在结构层、机制层、决策层和行为层上产生了显著影响，表现为组织结构趋于理性化、建设机制上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并存、组织决策上的效率至上、组织行为上的因事而异。这种多重适应性在政策执行层面则导致了政策目标的达成难题，一些行为延缓了目标达成进程，同时还有一些使得组织行为严重偏离了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