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方志文化是中日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编纂和留存大量的地方志，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理论与方法，对近邻日本地志文化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然而到了近代，情况发生逆转，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为扩大在华利益，并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派遣专业人员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广泛实地调查和研究，且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大量有关中国的地志，经过长期的编纂实践，形成新的独具特色的地志编纂方法和理论，并对中国地志的编纂产生重要的影响。《支那省别全志》（以下简称《全志》）是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一部有关中国的地理总志，是近代日人用日文编纂的中国地志之一。《全志》体例受到中国地理总志的影响，同时又对中国总志传统体裁扬弃，并在篇章结构等有诸多创新，凸显了近代日本地志编纂理论的变革；《全志》从异国的角度记载，内容丰厚，资料详实，是民国地志良好补充，对中国地志编纂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全志》又是日本外务省及其下属东亚同文会的对华文化事业之一，编纂过程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支持，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服务，为日本扩大在华利益提供参考，凸显了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主要趋向；《全志》还是东亚同文书院生“大旅行调查”报告的汇编，东亚同文书院生经过专业的培训，参照明确制定的调查方案，采用科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大旅行调查”，反映了近代日本研究中国的方法和路径。《全志》的编纂处在近代复杂的背景，一方面中日一些有识之士，在努力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中国不断向日本学习先进文化，日本则不断研究中国，形成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景；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侵华战争不断扩大，给中日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对中日关系造成巨大的破坏，日本的种种对华事业无不烙上侵华的印迹，《全志》编纂相关事业也不例外。因此，系统研究日人编纂《全志》，不仅有较高的学术意义，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