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典型人物。她一生的文学活动折射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转折,丁玲的人生轨迹及其围绕她出现的“丁玲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丁玲成为洞察中国知识分子在追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丁玲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源于丁玲身份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通过探讨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丁玲在复杂的身份谱系中对自我主体身份的追寻与失落,丁玲一生的文学活动表现出浓厚的作者情怀和强烈的“五四”精神。丁玲一生经历作家、战士、文化官员以及右派等多种身份的转变。她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是自身主动认同与外部社会力量综合而成的结果。在各种社会身份的背后,丁玲内心一直坚守着对作家主体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不同时期通过她的书写或其他文学活动方式体现出来。20世纪20年代,丁玲作为一个“娜拉式”的新女性离开家庭寻求女性的主体身份。在上海,丁玲选择了作家身份以性别叙事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但女性的现实境遇及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其陷入性别迷茫的叙事焦虑之中,丁玲在这个阶段不断地在寻求新的突破。20世纪30年代,丁玲以战士的身份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力图实现对女性主体的自我救赎。战士身份虽然导致了丁玲创作的转型,但丁玲在书写革命时没有放弃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她的革命叙事呈现出复调话语的特点。她通过民族话语与个体话语的交叉、碰撞来思考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关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尽管被不断地改造并进行了“自我改造”,但内心对主体身份的追求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小说关注的焦点依然集中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因拥有丰富的革命文学资源,而被体制规训成为一名文化官员。在体制的规约下丁玲实践着文化官员的身份,成为文学新体制的营造者和文艺导向的制定者。但丁玲内心强烈的创作情结和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又使其溢出主流话语之外,提出了诸如“一本主义”、尊重历史、独立思考等观点来体现自己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韧性坚守。丁玲的“五四”情怀使其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扣上“右派”帽子清理出文学队伍,开始了长达20年的风雪人生。丁玲以隐忍、检讨等方式来寻求政治上的认同与接纳,一度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个性。但丁玲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让人看见了一颗倔强的灵魂和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守护以及对写作理想的坚守。20世纪70年代后期丁玲回归体制后,她以迎合主流的姿态跻身文艺界,并为了消弥身上的污名而作出了一些不被常人理解的举动和行为,一度造成人格上的缺失。1984年,丁玲恢复合法身份后开始积极创办《中国》杂志试图承袭“五四”文学衣钵,以续写自己对主体身份的追寻,实现自己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中国》以开放自由的姿态引导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方向,为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自由言说的公共领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现代事件”。丁玲一生在各种身份的纠葛中追寻自我主体。革命、战争、政治、人事等因素的影响虽一度使丁玲的主体性丧失,但她内心对“五四”精神的坚守使她没有一味沉沦于时局话语中,从而使得其文学活动呈现复杂的态势。丁玲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关心个体命运,在集体主义话语中坚守理性思考,启蒙色彩始终贯穿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从身份认同角度考察丁玲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可以还原一个丰富、真实、立体的丁玲形象,进而可以揭示中国现代化革命进程中政治与文学、个人与群体、传统与现代等之间复杂的关系,求解其中隐含的深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