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政治史研究方法研究民族史,转换视角,有助于深化对十六国中期立国关陇的前后秦史研究。前秦建立初期从政治名号来源、“胡运已终”“苻氏应王”的谶纬、五德次第等易为胡汉人群接受的华夏传统政治文化解决政权合法性构建难题。枋头集团是前秦最大的功臣群体。功臣与皇权这一华夏王朝存在的政治关系同样也存在于由氐族建立的前秦。通过对宗室功臣苻菁叛乱、秦主苻健设立顾命功臣、苻生诛杀顾命、苻坚篡位后处理功臣的反抗等前秦权力格局变动中关键节点的细致分析,有助于还原枋头功臣与皇权的互动过程。苻坚皇位篡取于苻生,苻生诸弟的存在导致双方关系微妙。苻坚在平定五公叛乱后,解除了国分为五的危机,但对关中四方镇守体系的新安排又为二十年后战败淝水时,后秦姚氏消灭苻氏而立国关中埋下伏笔。经过处理枋头功臣、宗室五公叛乱两个重大政治问题后,苻坚开始着手对统治核心区关中东北渭北地方和族群秩序的构建。十六国初期屠各汉赵时期关陇政治地理、族群形势已显示出构建渭北秩序的必要性。直至淝水之战前,渭北从未发生过一起胡族叛乱,显示了前秦构建渭北秩序的有效性。在完成调整权力结构和稳定地方秩序等内政任务后,苻坚治国政策出现对外转向,在大规模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大量前燕降众慕容鲜卑从河北迁入关中,进入政权核心。同时苻坚将本部族氐人大量迁离关中、去往新征服地。这就导致关中核心区族群比例鲜卑、羌两个异族超越了本族氐。前秦朝廷敌视慕容鲜卑、羌族的言论愈演愈烈。内部族际政治最终对淝水之战产生了重大影响。淝水之战前,支持出征的姚氏羌、慕容鲜卑因苻坚的怀疑被安排在前秦早已无法突破的长江上、中游,反而在战争中保存了力量,在前秦主力兵败淮河下游后,纷纷起兵叛秦,分别立国关陇和河北两个北方核心区,史称后秦和后燕。淝水之战后,姚氏立国关中,建立后秦,因地缘优势尚在河西几股势力纠缠中维持了一段时间霸主地位。姚硕德是姚氏于前秦初年入侵陕北失败后,被苻氏重新遣返回故地陇右的代表人物,是前秦解散部落的结果。陇右位于关、河之间,因而姚硕德成为后秦出兵河西灭亡后凉吕氏的主要凭借力量。秃发傉檀、沮渠蒙逊、李暠诸凉势力彼此竞争,对姑臧虎视眈眈。后秦在东线柴壁之战中损失惨重,内外形势的交困,导致秦主姚兴处理河西政局复杂而艰难。“渭北马牧”作为姚氏起兵地,是指黄河西岸的冯翊郡郃阳县姚武壁。从渭北向西转战岭北,以岭北为基,再南下争夺长安是姚氏征服关中的战略规划和实践。随着姚氏在关中统治的稳固,尤其是定都长安后,岭北由核心区变为边境,重要性降低。后秦对岭北酋豪的关系也经历从合作到打击的转向。如果说以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导致经营河西败局,因河西距离关陇较远,对后秦的影响尚且不大外,姚兴以异族赫连勃勃镇守崛起之地岭北附近,赫连勃勃叛乱后长期侵扰岭北导致的西北兵患,对后秦来说则是一块顽疾。岭北兵患对后秦内政上最大的影响是姚兴为应付岭北问题,重用雄武善战的姚弼,引起姚弼对东宫太子地位的威胁。由此形成的党派斗争牵连甚广,姚兴在病重前夕不得已实行太子监国的方式,对姚弼党羽进行考验和铲除。除去河西、岭北两个西部边境问题外,东部的汉沔地区亦值得注意,后秦弘始七年（405）割十二郡给东晋,刘裕求郡与姚兴割郡,是双方对各自实力和汉北战略地位达成共识后的选择。前后秦是十六国时期佛教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姚氏杀害苻坚,面临臣杀君的道德缺失,而继承前秦发展佛教的事业,无疑有利于塑造政治合法性。在皇权的支持下,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以鸠摩罗什为核心的僧团亦盛极一时。姚兴为应付赫连勃勃入侵,向僧团寻求治国之才,但与僧界就道恒、道标弃道从政的往复争论以失败告终。佛教势力对抗、凌驾于皇权之上的这一态势,与姚兴早期缺乏对僧团势力的制衡有重要关系。前后秦虽然都依靠关陇豪杰统治,但内部还有很多差异,其中最重要是胡胡关系（即苻氏氐与其他胡族）、胡汉关系（苻氏氐、姚氏羌分别与关陇汉人）。它们在二政治体权力结构中存在极大差异,并由此影响了各自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