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世环境变迁与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探讨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对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及其发育环境一直是环境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良渚文化发育环境研究”(Y5080307)资助下,借助地学信息图谱理论与方法,以丰富的考古资料为基础,将数量统计、野外调查、图谱技术相结合,获取良渚时期文化遗址的时空格局、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等图谱特征和环境信息,探讨良渚时期环境变化与文化响应模式。初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良渚遗址时空图谱表明从良渚早期到晚期遗址数量、平均重心、集聚方向、集聚面积、集聚的距离等都发生了变化。良渚文化中期遗址数量最多,晚期次之,早期最少,但良渚文化发展的关键却取决于早期遗址的数量值。从早期到晚期良渚文化的平均重心经历从太湖西岸、太湖南岸、太湖西岸的往返迁移过程,同时标准离差椭圆的轴向也发生了偏转,中期相对早期逆时针偏转约19°,晚期相对于中期顺势针偏转约40°,椭圆面积也由大到小再到大,集聚半径从早期到晚期逐步缩小,但集聚程度中期最高。这种变化过程表明良渚文化从早期到晚期在空间演化上呈分散、集聚、分散的趋势。(2)生产生活方式图谱显示从良渚早期到晚期建筑选址、建筑功能及分化、资源利用、手工业发展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遗址选址的海拔从早期到晚期呈高、低、高的变化趋势,建筑功能的分化在中期较为突出。资源利用上,稻作农业、水资源利用程度中期最强,而早、晚期则相对较弱。以玉璧和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从早期到晚期在做工上、器形上由粗糙到精细。这种变化过程表明良渚文化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上经历了粗糙到精细再到呈现衰退趋势的变化过程。(3)社会组织信息图谱表明良渚时期人口规模最小基数值为33478人,人口规模最大承载值约为410000人,人口规模和遗址面积的变化揭示出聚落等级分化显著。以良渚遗址群为代表分析发现良渚早、中、晚时期遗址面积大小不一,人口规模分别为：650人、3400人、2100人,人口规模和遗址面积的变化揭示出良渚遗址群内高级聚落与基层聚落之间相互从属的关系。总体上来看,良渚遗址群聚落内部的社会组织可以初步分为三级：权利中心、权利单元、权利单体。(4)图谱研究表明良渚文化与5.3-4 ka B.P.时期环境演变具有良好的耦合关系。良渚文化早期(5.3～4.9 ka B.P.)气候温暖湿润、处于高海面下降期,良渚文化遗址分散,文化重心偏太湖西岸宜溧山地。地势低洼区多为湖沼环境,良渚先民选择海拔较高的台墩而居,并就地取材发展干栏式建筑。受自然环境影响,早期稻作农业发展迟缓,因此,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社会生产活动使先民的活动半径较大。而磨制石器、耘田器、玉璧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制品形制参差,反映出早期社会生产的粗糙。早期良渚遗址群内人口规模650人左右,聚落规模小,反映了良渚文化的兴起及早期社会形态的初步形成。良渚文化中期(4.9～4.3 ka B.P)气候温凉偏干、海平面急剧降低,地下水位下降,陆地生存空间大大扩展,先民的活动范围由高墩、山坡走向广阔的平原,呈集中分布的趋势,文化重心也随之迁移到太湖南岸。建筑形态由悬空向落地状态转化,建筑功能也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化。而大量禾本科植物花粉和水稻遗迹的出现突出了近地生产生活资料的富足,先民的活动半径也随之减小。而气候偏干,稻作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加剧了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程度。随着石犁、石镰、畜力等生产工具的出现表明原始生产技术革命已初见端倪,而玉器所反映的礼制,墓葬、聚落所反映的等级和社会分层,都反映出强制性权力与支配机制的存在。中期良渚遗址群内人口规模3400人左右,聚落等级分化明显,这表明良渚文化已进入具有初始国家规模的文明社会,良渚文化进入发展鼎峰。良渚文化晚期(4.3～4 ka B.P)海面回升、水域面积扩大、异常降温等环境灾变因子使良渚人生存空间缩减,分布范围广,文化重心再次迁移到太湖西岸宜溧山地。为了应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建筑选址的地貌类型也随之迁移到海拔较高的台墩和坡地上。生活环境的恶化导致了良渚社会的不稳定,石钺和石镞的出现也证明了这一点。晚期遗址群内人口规模为2100人左右,聚落规模缩小。总体来讲,江、河、湖、海互动引起的水环境异常,急剧的降温等环境灾变使良渚文化发展受阻,加速了良渚文化的消亡。(5)就良渚时期环境变化与文化响应模式而言,良渚文化时序连续,空间上呈分散——集聚——再分散的格局。与此同步,良渚时期生产生活方式表现为粗糙——精细——衰退的演变趋势、社会组织由简单到复杂,并出现了等级分化。文化的演变过程是良渚人充分适应环境的表现,良渚文化兴起于高海面下降期,繁盛于低海面时期,衰落于海面再次回升以及伴随的环境异常事件。因此,良渚时期文化组成要素的演变是对环境变迁过程最直接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