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是文化更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资源,对文化交流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无疑能为更好地处理当前面临的文化交流问题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而对历史上文化交流案例的研究则是我们获取启示的主要途径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在这一相遇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圣经汉译中“God”的翻译和接受是其核心问题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多是从传播范式或接受范式出发的、共时的片段考察,鲜有以互动交流范式或从历时的角度进行的系统考察,因而未能深入全面地呈现其中的面貌,也就不能充分吸取其中启示文化交流的资源。本文力图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考察在圣经汉译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关于“God”翻译问题的讨论情况,以及中国人对God的接受历史,希图在横向上构成对传播-接受这一完整文化交流系统的考察,在纵向上展示各自在不同历史处境和文化交流阶段发生的历史变迁,从而在尽可能全面的关照中反思文化交流中常常遇到的“可译性”、“诠释冲突”、“传播困境”等问题。在考察传教士关于“God”翻译问题的讨论时,本文在自明末清初至20世纪初传教士译名讨论的历史参照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详细剖析《教务杂志》1875年至1877年、1890年至20世纪初所发表的译名讨论文章上。以翻译过程的构成要素为理论框架,本文从这些讨论文章中提炼出传教士在四个方面的主要分歧,分别是:对原文理解的分歧,对译入语理解的分歧,对当下读者看法的差异,对译者自身所处传统的不同理解及个人取向的差异。此外,文章也考察了传教士在讨论中提出的不同解决方案。这些研究意在呈现传教士之间、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和中国读者之间、传教士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张力,以及构成张力的双方在互动中、在历史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对翻译、传播产生的影响。由此,本文进一步反思:困扰译名讨论的“可译性”、“诠释冲突”、“传播的两难”等问题在共时的、静止的、以传播者为核心的关照下,的确会成为难以处理的问题,甚至被视作翻译传播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令人争论不休,然而从历时的、诸种张力不断变动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交流互动的角度来关照,则可能找寻到解决翻译、诠释、传播难题的出路。在考察God及其译名在中国历史上的接受情况时,本文除了呈现相对完整的接受史之外,着重通过个案考察,突出接受者的主体性及其在不同历史处境下不同的理解状况。这部分内容考察了明末清初、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三个时段。明末清初接受者主要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从教的士大夫,二是反教人士。受强势儒家文化影响,这一时期的接受者在理解Deus时均无法摆脱儒家上帝观的影响,常常强调二者的相同或相似之处,然而通过仔细考察发现,这两个群体又都对Deus的独特之处有着一定的认识,“上帝”这一译名并未遮蔽Deus的面貌。接受者的理解常常是从耶儒调和、互补或排斥等角度进行的诠释性取舍或创造。对于19世纪接受者,本文考察了早期的梁发、洪秀全和后期《万国公报》“圣号”讨论中中国作者群对God的理解,他们都从自身处境出发做出了诠释性的选择和决定,尤其是“圣号论”中国作者群。与传教士相比,这一作者群对自己的儒家身份和中国人的多神崇拜氛围有着更为深切的体认,由此出发,他们在译名问题上大胆提出了许多与传教士迥然不同的观点,显示出强烈的独立性。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也是基督教经过较长时期发展后在中国拥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的时代,译名选择已不是困扰的问题,接受者关注的是God观念自身。而影响人们理解这一观念的主要因素已不是儒家传统观念,而是西方传入的科学理性思想以及建设新文化、反帝爱国等时代处境。除一般人文知识分子外,神学家和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作家成为两个较为突出的接受群体。神学家忙于在神学观念上扬弃基督教上帝观中有悖于科学理性的内容,并努力将之与社会需求和儒家文化调和以适应时代挑战。文学家们在类似的因应之外,更以文学特有的自由和浓郁的人文社会关怀从基督教上帝观中吸取资源,或在信仰中将之纳入终极意义的建构,或在人文化中使之成为表达或激发情感和思想的对象,或从对人及当下生存处境的理解出发,对传统的基督教上帝观提出挑战。这种多面、自由的诠释反而成为神学思考潜在的资源。接受情况的研究进一步显示,God观念是可以通过翻译传达给接受者的,翻译是可能的,但是它必定会经过接受者从生存处境出发的诠释,也只有经过这样的诠释,它才能彰显其意义。不过诠释是有限度的,传播者的制约会与之构成富有创造性的张力,传播的两难在此可以转化成一种操控力量,发挥其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