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四川羌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国家统治的不断强化,以及羌藏汉等族际交流的愈加紧密,清代羌区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传统社会的顶峰。本文将分别阐述清代羌区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发展史实,并以此分析文化教育对羌族、羌族文化、羌族地区带来的历史影响。在学校教育方面,本文回顾有清一代羌族地区儒学、书院、义学以及近代学堂等学校的建置轨迹和国家在羌区的人才选录情况,并剖析学校教育大发展背后的原因和动力,从学校建制、教育经费、教官和学员数量等几个方面把握清代羌区学校教育的发展规模。在社会教育方面,关注羌人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土规土律、国家制定法的规范教育,另外也将分析清代“大禹文化”建设的教育内涵和民族交流中产生的文化教育。总的说来,由于羌族地处汉藏之间的特殊地缘因素,汉藏文化、佛道文化在羌区交汇并相互影响,它们或通过官员强制推行,或通过汉族移民、道士、喇嘛等文化主体传播。总之,羌民或主动学习或被动接纳了这些不同内涵的文化,造就了清代羌区文化教育的大繁荣。本文试图从文化教育的发展脉络入手,揭示羌族文化数百年的发展变迁,剖析羌人族群认同心理、羌区文化格局和羌区军事区位在文化教育影响下呈现的表现和发生的变化。本文认为,经过清代官府的学校教育和官员对羌族民俗文化的变革,羌民基本建立起对统一王朝的国家认同和对国家主流文化即汉文化的认同。同时,随着他种文化不断涌入羌区,激发了羌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通过一系列方式维持着对本族群的认同。外来文化对羌族的文化生活有着显著影响,丰富了羌族文化内涵,这显著地体现在羌族的节庆习俗和羌族释比文化之中。同样,文化教育推动了羌族地区的发展。在文化上,汉藏文化的传入造成了羌族“西北类藏、西南类汉”的文化格局;在军事上,羌区军事区位开始呈现“西部渐重,东部减弱”的军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