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虑周的经典巨制，其中的隐喻类型突破了学界当前对隐喻的分类，除了传统辞格的明喻和暗喻外，还有博喻，借喻和篇章隐喻等。刘勰的隐喻观既凸显了隐喻有认知与情感的双重功能，又强调了隐喻的双重认知作用：既揭示了隐喻创造新意义的作用，还提供了看待事物的新视角。　　在中国古代，“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认识和描述事物的基本原则，“比”与“兴”是《诗经》中主要的两种表现手段，《文心雕龙》也对“比”与“兴”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阐述和描写，“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这些都属于我们当代隐喻研究的范畴。刘勰认为“意授于思，言授于意”。他认为“比”和“兴”在使用前参与了隐喻意象的思维建构过程。而且从根隐喻“文章即人”到派生隐喻所形成的博喻网体现了隐喻思维的认知模式和表达模式。而且，刘勰“发注而后见”的思想再次印证了当代理论关于隐喻相似性问题的研究。此外，因为中西方认知方式的不同，在西方学者看来，隐喻就只有认知功能，而没有情感功能，而对于依赖高语境的汉语认知来说，情感意识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因子，刘勰的“比兴”中就兼有这两种功能。　　本文在Geoge Lakoff & Mark Johnson等西方隐喻学者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已有国内外隐喻研究成果，并尽量保持《文心雕龙》原有的文本观点，着重分析了其隐喻的功能作用和工作机制，以及文中的隐喻结构和认知思维过程，本文持隐喻综观，拟从修辞、认知、心理、文化等多角度研究隐喻，从《文心雕龙》中的众多例子中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隐喻都如Lakoff所言“是思维和表达所必需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方式……”，Lakoff这种夸大隐喻概念在人类思维和行为中作用的研究观点还有待商榷。　　本文对于隐喻问题研究的真正贡献是在“学术中国化”的理念下，通过对刘勰“比兴”隐喻特征的研究和其隐喻观的思考，探索中国本土隐喻观的研究，对西方隐喻理论进行相应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