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文化形态,它同时涉及到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子系统的运行。而这两个子系统的运行过程既包括纵向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又包括横向的互相联系和影响。因而每一个历史时期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状况的影响,同时又会与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产生互动,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当这种特点的消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发展情况的深入和不断变化,消费文化又会显现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直到消费文化发生新的转变,这是消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而中国的消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具有不同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特色,即“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前是一个全能主义国家,转型之后,国家对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依然十分强大。因此,“国家”是对中国消费问题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与实行民主政治并由市场和资本力量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消费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事情,还与“国家”这个特殊主体密切相关。国家是一个特殊的观念主体和行为主体,但国家主体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有权力的人构成和代理的,国家的行动其实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人群的行动。国家领导层尤其是关键的国家领导人对于消费问题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对国家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构成了国家层面的消费观念文化,国家通过权力将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转化为国家的消费制度安排,构成了国家层面的消费制度文化。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制度安排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形成的。为了与这些条件相适应,为了使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制度安排得以贯彻和执行,国家在不同阶段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将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成员的个人观念和意识中,引导社会成员做出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符合的行为选择,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进行约束和影响,以保证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这种约束和影响是结构性的,是个人无法摆脱和超越的,但是对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个人来说,制度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却有很大差异,它强化了阶层的分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消费分层,形成了中国社会糅合多种消费观念形态和消费模式的复杂的消费图谱,这都是中国消费文化的特色。而个人层面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未必总是与国家所期望和引导的相一致,这就反映出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制度安排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消费文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时期“抑制消费”的文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适度消费”的文化、市场经济时期“鼓励消费”的文化。每个阶段的消费文化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条件十分恶劣,物质匮乏,人民生活困苦,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如何迅速增强国力,巩固国防,因而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战略目标,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抑制消费”的意识形态,并将之转化为国家制度加以确定和强化。国家在个人消费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以节省消费资金全力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作为补偿,国家在以社会福利和保障为核心的公共消费领域实行了“大包干”的制度安排。这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人民在观念和行为上都配合国家的战略目标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国家通过深入基层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阶级斗争对个人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引导和塑造,使个人奉行节俭的消费观念和省吃俭用、量入为出的消费模式。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抑制消费”发展到极端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物质生活及精神信仰带来极大的危害,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和“抵制消费”文化的变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新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深有感触。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正是在对文革及计划经济时期“抑制消费”文化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成为中国最关键的“宏观行动者”,体现了处于结构性位置上的个人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主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道路。邓小平深刻意识到经济发展的程度和人民生活的好坏是革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成为党和国家的共识。同时,邓小平关于市场的观点也对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从“抑制消费”转变为“适度消费”,并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大大改善了城乡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都得到了适度的提高,也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拟合度是比较好的。同时,为了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国家发起了“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自主意识和自利观念。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也从“节俭”为主逐渐变为“适度消费”。1992年,市场经济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我国的国民经济从1992年开始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但这次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的增加,供需脱节导致我国出现高通货膨胀。国家实行紧缩性的调控政策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但以前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劳动力过剩,中国开始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另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的出口需求形势变得严峻。经济发展的逻辑使国家更进一步认识到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增长乏力,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开始转变为大力“鼓励消费”,以扩大内需为重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制度安排,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开拓农村消费市场。而在公共消费领域,国家以提高供给和消费效率为宗旨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给人们的消费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国家对个人消费观念的塑造完全改变了以往“堵”、“防”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疏”、“导”的方式,并借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来对人们的观念进行引导,再加上异质文化的影响,消费者个人层面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分化为不同的形态,与我国的阶层分化相对应。由于中低收入层占人口大多数,占主导地位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仍具有传统特点,与国家推行的“鼓励消费”的文化不太一致,启动内需效果有限,反映出国家层面的消费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国家的消费制度安排也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一直有着“现代化的冲动”,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把人看作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国家从“抑制消费”到提倡“适度消费”,再到因严重的内需不足而大力“鼓励消费”,这样的转变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发展受阻。经济发展的逻辑使国家不断深化了对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的认识,但国家将消费单纯地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把人作为消费力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忽视了人的权利。以“效率优先”为原则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权利不平等导致利益博弈不均衡,以及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结构不合理,这自然不利于消费增长,也不利于社会稳定。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应该改变经济至上的发展取向,改变对劳动者的定位和对“消费者”的看法,并切实转变政府的职能。在我国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社会问题往往具有交织性、多面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而中国消费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其实涉及到很多方面。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多个制度的配套,而不同问题的解决又常常以彼此的解决为前提,因而要进行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这种种问题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必须迎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