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循吉是明中期吴中地区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其文学观念及创作实践，对当时及后世吴中文学均产生过深远影响。研究杨循吉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不仅可以直接了解杨循吉文学思想的构成、演变，及其创作风格、创作水平，还可以深层次地考察明代吴中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若干特性。本文在精读杨循吉作品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杨循吉的生平、交游、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并把他置入明中期吴中文学这一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力图得到一个全面、深刻的结论。杨循吉是位高寿作家。本文对其一生重要经历进行了详细考察，纠正了众多古籍及现代著作对其生卒年的错误记载，明确指出杨循吉生于天顺二年(1458)，卒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在此基础上，对杨循吉仕途遭遇进行了详实考察，明确了杨循吉致仕的具体时间，并进一步认为导致杨循吉致仕的原因很多，而绝非某一个别因素所造成，因病致仕，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他懒散、古怪的个性，使他难以适应官场的激烈竞争，也容易遭人忌恨、打击；他意欲肩挑道义，恢复礼法，却郁郁不能得志；他本欲有为，却又诸事不顺，心灰意冷之下，不得不致仕还乡。正德十五年(1520)，杨循吉曾有过短暂的侍御经历，本文在比较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初步断定在武宗面前推荐杨循吉之人为徐霖，而绝非传说中的臧贤。杨循吉生平酷爱著述，一生著作几近千卷。笔者广泛查阅了各种史料，对杨循吉现存及散佚作品进行了系统整理，统计出其现存作品58卷，逸文60余篇；并以杨循吉仕途考为依据，明确断定《篷轩别记》绝非杨循吉所著。杨循吉平生交游甚广，中进士前，他曾先后拜于刘昌、陈璲门下。刘昌之文传自高启，杨循吉之文传自刘昌，在高启与景泰十才子之间，杨循吉及其舅刘昌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中间环节。刘昌古怪的个性、陈璲对古文词的喜好，都对杨循吉以后的生活及文学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入京后，杨循吉与在京吴中文人进行了广泛交游，他们相互扶持，甚至相互吹捧，其交游呈现出强烈的地域化倾向。在与茶陵派作家的交往中，杨循吉的文学观念呈现出向此派靠拢的趋势。致仕后，杨循吉长期定居吴中，与祝允明、文徵明等人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古文词运动。可惜的是，由于内部作家过于分散、独立，这场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吴中文学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开启文坛新风尚的机遇。作为当时吴中地区年纪最大、地位颇高且享有较高声誉的一位作家，杨循吉没有团结好身边的作家，把这场运动推向更深的领域，应当对运动的失败承担一定责任。弘治十二年(1476)之前，杨循吉的诗学思想透露出一种复古倾向，主张创作应效法古人，遵守创作的基本法度。他主张效法杜甫等盛唐诗人，表现出与时流相同的一面；同时，他又十分欣赏中唐诗歌，体现出一种与时流不同的取向。其后，其诗学思想发生显著变化，提出“观诗不以格律体裁为论”的观念，宣布与古人、古法分道扬镳。读其诗作，俗化、理化现象严重，水平不是很高，但其叛逆性仍一目了然。杨循吉前期的散文观念较为注重文章的道德教化功能，推崇韩愈、欧阳修等古文大家；受吴中文学传统的影响，他对六朝骈文也表现出强烈的热爱之情。他的作品文风多变，但部分文章内容虚假。重要的是，杨循吉推崇中晚唐诗人，推崇宋诗，其叛逆的文学主张对公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很多吴中作家一样，杨循吉个性狂狷，但这种狂狷并不能与其叛逆的文学观念直接相联，这种叛逆是个人化的，更缺乏一种整体观念和长远目标。当时，杨循吉与祝允明曾以“杨祝”并称，他们的文学观念却相距甚远，这体现出吴中文学独特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为吴中文学最终融入明代文学发展的主流提供了可能。杨循吉名过其实的文学怪现象则体现出吴中文学的另一特性——集体自守性。在地域文学纷起的情况下，吴中作家奋力自守，与之抗衡，他们对杨循吉的评价就难免多有溢美之辞，因而人为地抬升了他的文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