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导致社会信任的衰落,进而产生从阻碍宏观经济发展到影响微观个体身心健康等诸多社会问题。国内外学者针对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信任间关系的研究中,主要有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前者认为只有居民个人的绝对收入才真正影响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而一旦对绝对收入加以控制后,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将不复存在；后者则争论到,收入不平等本身具有独立于绝对收入外的“污染效应”,即收入不平等程度对社会信任水平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本研究首先要回答中国社会收入不平等是否对社会信任水平有独立影响。有关收入不平等理论的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以下两大机制对社会信任变化产生影响。(一)社会心理机制,即客观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个体的主观不公平感,导致绝大多数居民缺乏对他人的普遍信任。居住在收入不平等较严重环境下的低收入者,更容易通过社会比较的途径产生相对剥夺感,而难以对他人予以信任。(二)新唯物主义机制,该机制主要从物质资源的角度阐释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一方面,社会资源在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分配固化了阶层关系,从而导致社会信任的衰落；另一方面,对收入不平等容忍度较高的地区,其公共投入相对较少,有限的公共资源造成居民间关系紧张,彼此之间难以建立信任。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点是,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社会信任变化的。根据上述观点,笔者分别提出了五个假设：绝对收入假设、收入不平等假设、主观不平等假设、新唯物主义假设和社会财富假设。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和区县级社会统计年鉴(2011)资料,将收入不平等操作化为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主观性不平等则操作化为受访者个人主客观收入比的对数(收入公平感)以及自评性收入公平度,新唯物主义的指标则是人均财政支出,用人均GDP衡量社会财富。在统计方法上主要使用多层线性模型,辅以分位数回归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随着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而减弱,这验证了即使在控制了绝对收入后,宏观层面收入不平等仍然对个体社会信任水平有显著负效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信任水平间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相悖,可见社会财富并不能有效地影响信任水平的高低,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对社会信任水平起重要作用的是收入分布而不是财富总量。对收入不平等理论的影响机制作进一步分析表明,主观性不平等和新唯物主义机制都只能部分解释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主观性不平等中,个人对自己收入的主观公平感越低,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同样自评性收入公平度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但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作用效果受到了削弱,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该解释只能部分得到支持。人均财政支出的提升对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显著作用,但也未能完全解释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信任间的影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