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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香港导演许鞍华在1990年代以来的电影中对国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呈现,并试图揭示电影中所包含的历史化阐释路径。20世纪9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分期,一方面可作为全球化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考察与塑造,另一方面也成为划分革命世纪和后革命世纪的历史分期,本文将运用历史分析的方式揭示并阐释这一时期相关电影所蕴含的复杂历史身份认同。本文的工作方法主要以霍米·巴巴的“身份认同”概念作为全文的界定与起点,聚焦于詹姆逊提出的“历史化阐释”路径中的三个主要问题:一、历史的再现问题——实质上是叙事的问题,可以用来再现历史的任何叙事框架的充足性问题;二、与此相关的历史叙事中的“人物”问题——更准确地说,是社会阶级地位问题,以及它在这种集体的历史叙事中作为“历史主体”的可行性;三、基于前两者之上的、具体的第三世界历史与阶级文本呈现的寓言问题——即第三世界文本中的政治隐喻与民族寓言。以此对《客途秋恨》(1990)、《女人,四十。》(1995)、《男人四十》(2001)、《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6)、《天水围的日与夜》(2008)、《桃姐》(2012)、《黄金时代》(2014)、《明月几时有》(2017)等八部电影进行解读,达成对影片中“政治无意识”的挖掘与呈现。本文主体部分第一章阐述《客途秋恨》中历史的意识形态作用与乌托邦冲动的双重功能,并以风景与个人记忆作为“中介”,揭示《男人四十》、《女人,四十。》、《姨妈》中呈现的香港与中国内地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再现问题;第二章通过“可塑性”的概念阐述《女人,四十。》、《姨妈》、《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四部电影中可感知的阶级表述,并揭示其中“边缘化”作为“意识形态素”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产生的政治共鸣与阶级意识;第三章通过细读《黄金时代》与《明月几时有》,讨论在全球化与殖民历史的语境中,“第三世界寓言”观照下影片的历史维度与超越性身份体验。通过三个章节的论证,本文试图说明,许鞍华1990年代以来电影中折射出的政治身份认同,是在对于中心有一定张力与滑动的经验差异下,在同一个完整中国的感观与情感上完成的身份叙述与国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