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农的绿色生产行为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标的主要实现路径。绿色生产不仅可以保护环境,打造“绿水青山”,在“优质优价”市场体系完善的条件下,还可以有效提高绿色生产的茶叶价格,实现农户收入的“金山银山”。而且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将农产品质量导向放在首位的时代,而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缓解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严峻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恶化风险的关键途径之一,严格控制农户施药行为成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发展绿色农业,生产生态产品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经之路。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尤其是茶叶等经济作物尤为突出,农业部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对农药的消费量仍居世界首位,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是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农药利用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50%～65%的平均水平。如何有效推进农户施药减量化、确保在安全间隔期内采茶及采取物理防治措施,使绿色生产成为农户的自觉行动,实现政府以最低监管成本达到最优监管效果的目标,是理论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地理标志保护区地方政府、社区等基层组织对小规模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监督管理更为规范,因地理标志产品品牌声誉主要来源于原产地,为了维护共有的品牌效应,农户必须要严格按照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规范进行生产,也为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要求和品牌价值,社区等基层组织必须更加重视对生产者生产行为的监督。因此,利用地理标志保护来提升茶农的绿色生产行为,在提升绿色生产行为的同时提高茶农的收入效应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基于地理标志保护视角,利用陕西、四川、浙江及安徽四个省份的818户农户数据、45份村级数据、8份茶叶产业管理部门数据、98个合作社数据及131份茶厂数据,考察了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对茶农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并提出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及提升农户绿色生产收入效应的对策建议。由此,本文的重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对不同地区其绿色生产行为的集聚状况不同,陕西省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概率集聚比较明显,而安徽省和浙江省的农户在减量施药行为方面的集聚效应不明显;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方面,安徽省与浙江省的集聚现状较为明显,而陕西省的茶农未能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的行为集聚较多;安徽省农户采取物理防治措施的概率较多一点,而浙江省茶农未能采取物理防治措施的行为集聚最明显。(2)通过地理标志保护对农户绿色生产认知影响实证分析可知:在没有其他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参与的情境下,政府保护力度有力地提升了茶农的绿色生产认知;当有社区保护加入时,政府保护力度无显著影响,而社区保护力度则会有力提升茶农的绿色生产认知;收购商保护力度对茶农绿色生产认知有负向显著影响。农户收入分化对茶农绿色生产认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职业分化对茶农绿色生产认知有正向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具有兼业化的农户一般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因此兼业化对茶农绿色生产认知有正向影响,但因兼业带来的茶农绿色生产素养差异不大,因此影响不显著。(3)地理标志保护力度对茶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理标志保护中的社区保护力度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水平,社区保护力度对农户减少施药量、保证在安全间隔期内采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合作社保护力度对农户物理防治措施的采纳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生产认知能显著影响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尤其是安全风险认知能显著促进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在安全间隔期内采茶及提高农户物理防治措施采纳率;而绿色生产标准认知对农户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对减量施药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生产认知在政府保护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4)地理标志保护对农户非绿色生产中的无知与无良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如下:有过量施药行为的茶农中,69%的茶农是一种无良行为,无知行为仅占31%,但未按安全间隔期采茶的茶农中,65%的茶农是一种无知行为,无良行为占35%;而且不同地区茶农非绿色生产中的无知与无良行为存在差异化的空间聚集现象;依据政府、社区及收购商保护力度对无知与无良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程度,针对不同的无知与无良行为分布,在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地理标志保护策略。(5)本文通过对茶农绿色生产的收入效应实证分析可得以下结论:茶叶种植户不同安全间隔期内采茶行为决策对茶叶收入产出效应影响显著,减量施药组的茶农茶叶收入水平低于未减量施药组的茶农收入水平,但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或采取物理防治措施组的茶农茶叶收入水平均高于未能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或未采取物理防治措施组的茶农茶叶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