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是农村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促进土地资源的公平配置,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对于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村民的切身利益,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土地流转权改革不仅关系到稳定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更进一步影响到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随着国家关于土地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及一些惠农政策的出台实施,农民的土地权益不断扩大,土地的价值不断上升。但由于我国村人多地少的国情,加之各方对农村土地长久承包和流转政策的规范存在功利性需求的解释,村庄内部农户之间围绕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分配的纠纷普遍存在,对农村社会关系与农村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破坏性,正成为新农村建设与和谐发展不能忽视的农村社会问题。　　 本文选取了正在经历这种困扰的农村个案——豫北某县X村第四队的集体“调地”事件,运用实地研究等定性研究的方法,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以行动主体——农户为切入点,分析事件中农民个体行动的理性选择过程的影响因素,通过这一事件来研究农民行动的模式和逻辑。　　 研究发现,农户对集体“调地”所持态度及在整个“调地”事件中的行动,是农民经过多方算计的理性决策的结果,其中经济理性、社会资本、社会权威是影响个体决策过程三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市场经济渗入乡村生活的各个角落,经济理性呈现剧烈上升趋势,经济利益成为行动者的基础性因素,获得更多的土地(经济)收益成为村民参与“调地”的主要动力。但另一方面,传统的“熟人社会”的规范文化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彻底瓦解,农民通常说来并不能背离生存于其中的乡村社会规范而丧失其道德合理性。道德规范等社会资本因素仍然对调和村民紧张关系、维持日常交往仍发挥着规范性作用,是行动者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同时,社会权威的合法性解释,是行动者行动的制度框架。农户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依据自身的需求通过对国家法律法规及村庄基层组织权威等进行功利性的解释,让自身的行动具有合法性的宣称,来增加自己实力对抗利益相悖者。　　 本文把事件中农民理性选择看成一种农民理性的呈现形式。以影响个人行动的三个因素为维度,把农民理性看成是一种复合理性,其中经济理性、道德理性和法理理性是农民理性的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在决策和行动过程中,将这三种理性按照个人价值偏好或特定规范进行排列组合,选择出自己的行动路径以最小的牺牲实现最大化的自身利益,这就是农民行动逻辑的过程。在本文中研究发现在农民算计中,三种理性的排列先后与分量的差异反映出农民行动逻辑的特点,即农民理性的经济化趋势,同时也印证了农民理性是一种复合理性的结论。　　 本文最后试图构建出农民理性的复合结构来描绘三种理性的关系及对个体的行动影响,指出:经济理性是基础,提供农民动机合理性;道德理性是规范性理性因素,调节和指导农民行动对社会情境中规范性因素的适应性;法理理性是行动者为获得基本的“合法性”宣称而形成的一种法理自觉性,是行动者开展行动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