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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德明是20世纪活跃在西方社会的著名的汉学家、哲学家和易学家。其易学研究从“他者”的视角对《易经》提出创见,并揭示了其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完成了自己易学体系的建构。 西方易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索隐期”主要探讨耶稣会士的神学传统与《易经》古老智慧的关系,指出他们以“索隐”的方法为中心,得出《易经》是“东方的《圣经》”的结论。“过渡期”的研究者试图着眼于中国思想和文化本身来研究《易经》,展露出从传教士易学向汉学研究转变的端倪。但囿于学术立场的差异,学者们对经传之间的态度产生分歧,继而“《易经》的性质”也有历史典籍和智慧之书的差别。“成熟期”则试图跳出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归中国文本和原典本身,“卜筮之书”和“哲理之书”并重。“多元发展期”呈现“不可为典要”的特征,《易经》被用来回应时代课题,体现与时俱进性及当代价值。作为西方易学“成熟期”的开拓者,卫德明的贡献有三:改变了以往中西对立的研究历史;深化了“卜筮”的内涵和意义;对易学研究的现代化有重要启示。 一方面,卫德明受到西方易学研究理路的影响,他在理雅各和卫礼贤的中西优劣的争论后,跳出二元思维而转向对中西文化中普世价值的追寻。另一方面,他也受到中国“经世致用”之风的影响,要求回归原典,并且将经典应用到现实世界。如将《易经》应用于探索人的“命运”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卫德明同时将《易经》视为“卜筮之书”和“智慧之书”。他指出西周“蓍草”占卜的方式反映“天地之数”,改变了以往龟卜祭祀的性质。先哲通过“卜筮”记录宇宙的律则,因此《易经》才能超越时间的限制,给每个“占卜者”以答案。若此,“卜筮”活动的本质是人们如何认识宇宙的律则,并找到人在其中的位置。卫德明从《易经》书名中“易”的三层含义“简易、变易和不易”出发,发现了“易者不易也”的哲学旨趣,以及宇宙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变化,继而将“变化”视为人的“命运”。卫德明进一步论证变与不变的矛盾统一关系,是先哲依靠“反思的意识”从现实君臣“上下关系的和谐”中抽象出来宇宙“自足”的发展律则。因此,只有人的智慧才能够认识宇宙的规律并将之揭示出来,那么通过人就能再现整个宇宙的图景。 卫德明对《易经》“宇宙论”的研究以“天邑”的形制为起点,并提出“原型”构想。根据“天邑”之形“曼陀罗”的弱“循环时间”性,卫德明发现“空间表达时间”的研究方法,并将其运用至《易经》的卦序之中。继而,他利用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将“先天卦序”的排列顺序按照从000000到111111的数理逻辑展开。藉此,卫德明从中国“本体宇宙论”的立场出发,以数字为媒介,实现了六十四卦对“抽象时间”的表达,并建立“完整的原型系统”。但是卫德明的诠释以邵雍易学为基础,对文本的“本义”追溯不足。同时,他忽略0和1的先后次序,对《易经》的宇宙起源并未给出清晰的说明。因此,卫德明“完整的原型系统”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他藉由《易经》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 卫德明藉由中西“创世”的不同,发现《易经》本体层面的“完整的原型系统”“形成中”的同时,呈现其“象”的现实世界也同时“被形成”。继而,他从“乾”的字形构造、历史释义和乾坤关系三个方面,证明乾“创造”含义的合理性;揭示“天”洞察宇宙最初的原型;“地”依照“天”洞察的内容将之呈现出来的“形诸有形”的过程。其实,卫德明使用了“地”的比喻意,它既指与原型相对的现实世界,也指抽象道理的现实化。在此意义上,卫德明批判地继承了莱布尼茨和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将现实世界视为抽象原型的直接呈现。 卫德明进一步指出天地人三者组成了“创生集体”,理解此“三位一体”的关键在于“顺天修命”。他发现中国的“顺天修命”并非是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事,而是“体天道”进而形成人自己的“小宇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意识”以及道德均来自宇宙之“原型”的产生过程。卫德明指出,天地在本体层面的关系需要人,只有人的意识才能“超越现实制度和秩序的限制”,将抽象的矛盾关系总结出来。那么,人的意识及其道德也便具有了形而上的依据,这也中国哲学道德形上学的基础。卫德明通过“游体诗”及内“观”的方法,发现了人能够与自我分离,超越对立矛盾统一之限制进而获得自由。这种方法让人们不再受限于原来“天命”之安排,而是通过“体天道以成人道”的“心传”方式,与宇宙的本源直接联系,掌握自己的命运。 卫德明指出,“三位一体”的天地人需要落实到《易经》“三才之道”的体系内才有价值和意义。他通过对体“道”方式的总结,发现“三才”的核心在于人的创造性。人能够通过现实世界抽象出“阴阳之道”,继而将其再运用到现实之中。人的创造性与天地的“生生”之德契合。卫德明进一步藉由《太玄经》的《中》首阐释了人“后天而奉天时”的思想。然后,他回到爱诺斯会议主题,利用《履》卦来探讨“知行合一”如何在人的自身内部完成。卫德明在德、时和心三个方面,将天地人三者融为一体。他凸显人的创造性的同时,也点明人的创造性不是任意的而是要“与天地偕行”。 卫德明利用“完整的原型系统”理论,实现了对古典文献的激活和重铸。他将《易经》的研究介入到现实生活之中并以此来解决人的“命运”问题。他能够将中西方法都融进自己的释《易》体系,展现出和谐共生的方法论倾向。但是,他的诠释也存在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矛盾、文本分析和考据不足以及过度诠释的问题。即便如此,卫德明对《易经》中动态两性关系的揭示,具有现代的启示意义。以女性主义为例,将“阴阳交感”视为中国的“两性平等”观,则可以提出两性“和谐共生”的关系模式。这体现了卫德明易学在当代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卫德明对《易经》解释的特色就在于他跳出了西方本体论和宇宙论的两个论域的区分,跨越了汉学、心理学、佛学乃至神学和哲学等领域,超越了中国传统释《易》中象数和义理的分歧,同时也不拘泥于汉学的考据和神学的附议。他从中国的思想范式本身出发,把原型和现实结合起来,把本体论和宇宙论结合起来,体现出牟宗三所谓“本体宇宙论”的思想旨趣。通过对卫德明学理结构和逻辑方法的揭示,亦启迪笔者今后的研究方向,包括但不限于易学的国际化、现代化和应用的多元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