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之囚”使犹太人成批迁至两河流域,并扩散移居至波斯地区。两河流域和波斯地区犹太人的生存环境相当宽松,巴比伦甚至成为继耶路撒冷之后的犹太文化中心。阿拉伯帝国建立后,伊斯兰教统治范式对犹太人影响至深,第三等级（迪米人）的身份强化了犹太人的内部聚合性。蒙古西征时,两地犹太人的社会地位、社团组织各具特色,但共同之处是他们大多从事商业贸易,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犹太人以商业和金融资本置换发展空间,以社团为单位,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得到保障,犹太教的宗教号召力加强,从而使犹太社团持续发展。尽管蒙古人对西亚地区的征服使得商业城市沦为废墟、市场大规模萎缩,但蒙古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使犹太人得以喘息。旭烈兀时期任用犹太人作为“智囊”,犹太人的“资政”能力被蒙古统治者认知。为抑制伊斯兰教势力,伊儿汗国建立初期实行了扶植犹太人的政策,如允许犹太人进入官僚体系,归还被穆斯林强占的会堂等。犹太社团趋于繁荣,但合赞汗改革使犹太人的境遇急转直下。反犹主义活动日益猖獗,强制改宗伊斯兰教政策和高额的人头税使得犹太人不得不为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弃信仰。犹太教的发展停滞,犹太社团的号召力下降。伊儿汗国的统治对犹太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伊儿汗国“二元制”官僚体系的影响下,犹太人的参政模式发生转变,犹太官僚的波斯化属性明显增强。宫廷犹太人对伊斯兰教持实用态度,他们与什叶派保持密切关系以巩固其政治地位。蒙古统治者粗放的经济管理模式致使中东地区的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犹太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下降。迫于生计和宗教压力,犹太人改宗的现象时有发生。犹太人的宗教教育难以为继,犹太学者的研究方向也发生了偏移,犹太教的发展陷于停滞。犹太人的社会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人数减少,社团规模萎缩,逐渐在犹太世界里“失声”。经过伊儿汗国时期的历史转折,波斯—两河流域犹太人的本土化趋势和群体独特性愈发明显,最终演变为东方（米兹拉希）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