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全面认识明代河套地区汉蒙关系由对峙走向缓和的历程,复原明代初期双方对北部边疆地区的争夺,探究河套蒙古诸部在套内的活动及对延绥边墙的侵扰情况,探析中期后双方由对峙走向缓和,最终建立了较为和平的边疆环境,并以河套汉蒙关系为参照透视当时整个九边地区的民族关系。同时,从地理视角入手,探讨明代河套地区汉蒙关系的地理基础。研究结果显示,明代初期明蒙双方在北部边疆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以河套地区为例,东胜卫的置废是这一争夺的一个典型历史事件,东胜卫于洪武四年在明军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背景下初次设置,于洪武五年,明军岭北战役失利,被迫收缩防线的背景下被撤离；洪武二十六年在明军又一次北伐取得一系列胜利的背景下,东胜卫再次被设置。永乐元年,朱棣为了集中兵力大举北伐,将边远地区的一批卫所内撤,东胜卫再次被撤离。东胜卫两次设置和撤离,基本反映了明蒙之间在对河套地区争夺上政治势力消长情况。明朝放弃东胜后,蒙古诸部开始渐次进入河套地区,经历了由最初在套内的游牧,发展到后来在河套长期住牧的历程。在此过程中,明朝的边防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明朝内部出现了不同的边防策略,主要有两种：部分人提出搜剿河套地区的蒙古诸部,将其赶往河外,恢复明初的辉煌,以守东胜来守河套。这部分人就是“搜套派”；一部分人提出,蒙古诸部已进入河套,黄河天险已失,应修筑边墙作为屏障,以守边墙来守边疆。这部分人就是“守墙派”。“搜套派”的战略虽不失为高明之举,但在当时形势下,在广大套内搜剿来去如风的蒙古骑兵,其结果注定收效甚微。“守墙派”的战略在实践中证明颇有效果,边墙次第被修筑起来。边墙修筑的意义很多,其中一条便是明蒙之间对边疆地区争夺的渐趋结束,双方自此以边墙为界展开各自的防御和生产活动,之后各自的军事行动也都不是以争夺土地为目的。边墙修筑后,双方在边墙内外开展各自的活动。就蒙古诸部而言,在套内的畜牧生产是其主要的生产活动。畜牧业生产的物质基础是牧地,蒙古诸部在套内的牧地有一个时空变迁过程。蒙古诸部入套之初,由于明朝还有“复套”的想法,经常派兵搜套。因此,此时蒙古诸部在套内的牧地离边墙的距离较远,据相关资料显示,牧地离边墙的距离可能在300里以外。但随着“复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明朝的搜套行动越来越少,常规的军事行动是烧荒和捣巢,因此这一段时间蒙古诸部的牧地可能向南扩展,其离边墙的距离应该与烧荒和捣巢的距离有关。按捣巢的距离算,蒙古诸部牧地可能分布在离边墙200里以外。隆庆和议后,明蒙双方建立了和平的边疆环境,蒙古诸部为了马市贸易的便利,同时为了便于明朝的监控,其牧地在河套地区进行了统一安置。从《延绥镇志》对蒙古诸部住牧地的记载看,此时有一半以上的蒙古部落牧地在离边墙200里以内,甚至有离边墙仅4里的牧地。蒙古诸部在套内除了牧业生产外,也经常侵扰延绥边墙,以此来获取生活必需品。针对蒙古诸部的侵扰,明朝在修筑边墙时,修建了大大小小的军事据点和防守点,这就是营堡和墩台。营堡和墩台在选址时,充分考虑到军事战略位置及最大限度占据由边外流入的水源,这就注定了营堡、墩台是蒙古诸部进攻必经的军事通道即“寇路”。数据显示,蒙古诸部对延绥镇边墙侵扰情况为：中路遭受侵扰最为严重,东路遭受侵扰程度次之,西路遭受侵扰程度最轻。另外,由于各营堡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其遭受的侵扰程度也不同。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统计,我们发现延绥边墙东路、中路、西路均有被侵扰较频繁的营堡、侵扰频率一般的营堡和侵扰较少的营堡,这从某方面反映了蒙古诸部侵扰路线的特点。面对蒙古诸部的不断侵扰,明朝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中较为固定的是主动出边的烧荒和积极出击的捣巢等军事行动。烧荒和捣巢对河套蒙古诸部的影响颇大,对其生产生活影响较严重。不过,不管是蒙古诸部对明边的侵扰,还是明朝对河套的烧荒、捣巢,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也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自嘉靖后,明蒙之间就开始协商建立边境马市,以和平贸易取代战争。隆庆和议后建立的马市,给双方的努力画上了一个较圆满句号。此后虽边疆地区偶有冲突,但和平的汉蒙关系却是主线。本文还在文后附有《明朝河套地区水域和草场的复原》一文,该文以嘉庆《大清一统志》为资料基础,复原了清代河套地区的水域情况。笔者认为清代和明代相隔时间很短,且清代为之后的朝代,清代有的水域明代应该也有。复原清代的水域情况,其实也就大体复原了明代的水域。明代河套水环境的复原,对揭示明代蒙古诸部在套内的活动情况有很重大的意义。文后还附有《蒙古诸部对延绥镇营堡侵扰情况表》,它是研究蒙古诸部对延绥边墙的侵扰情况的史料基础,由于篇幅较大,为了不影响论述,将其放至文后附录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