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928-1906)是挪威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本文就选择国内外学界甚少关注的易卜生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并试图将易卜生的诗歌与“易卜生主义”结合起来,用“易卜生主义”作为解读易卜生诗歌的一把钥匙,而反过来,又用易卜生的诗歌作为具体文本来阐明笔者所理解的“易卜生主义”。不过,笔者在本文中所涉及的诗歌包括易卜生的诗作,也包括他戏剧中的剧中诗和他早期所创作的诗剧,尤其是让他赢得世界声誉的《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易卜生诗歌里的“易卜生主义”是以“自我主义”和“精神革命”为核心内容的易卜生式的绝对自由观,是易卜生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探讨与思考的艺术性呈现。易卜生在此秉持的“自我主义”也就是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在文本中,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忠实自我,实现自我;坚持个性,反抗群体;斥责谎言,真理至上。此外,是否具有利他性是易卜生诗歌里的“自我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之间的真正分水岭。易卜生倡导的“精神革命”实际上是基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易卜生式的自由观,它表现出精神性、反叛性与整体性等三个方面的特征。然而,文本中所蕴含的“易卜生主义”并非仅呈现积极的面貌,它也隐含了消极意义。易卜生虽然否定了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但是“自我主义”的英雄们在追求自由理想的路途中,无可辩驳地牺牲了他人的利益,无意中充当了扼杀他人幸福人生的刽子手:易卜生对自由的追求是绝对的,但反叛的目的却是空洞的,这使其反叛成为一种目的性缺失的为反叛而反叛;易卜生常将个人的独立性过于夸大化,甚至引以为傲为一种自身贵族化的勋章,但易卜生也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把这些孤独个人塑造成悲剧命运的牺牲品;易卜生笔下的人物往往处于两难选择的窘境之中,不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必然伴随着另一面的弃绝和牺牲,都留下深刻的遗憾。不过,易卜生在其诗歌里宣扬的“易卜生主义”并非是无根之水,而是有其形成的渊源。那是易卜生对西方某些自由思想的承袭,挪威独特历史人文传统长期濡染以及特异个人经历融合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