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法院判决文书被命名为“判案书”,香港因历史原因而追随英美法系,其中,判例法占据了其法律的主导地位。因此,判案书中常常可以看到法官援引的相关“先例”,判案书的主体内容则是法官充分而细致的说理论证;相比之下,以民事判决书为例,大陆判决书普遍遵循统一格式,主体部分由“诉讼参加人及其基本情况”、“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构成,判决书具备规范性,但往往不会详述判决结果的生成过程和论证经过,这就会影响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判决结果的信服和接受。司法工作中,法官要实现其法律论证说服力,就必须应用修辞手段。法律文本的严肃性决定了修辞的隐性特征,因此,法律文本中的修辞多属于消极修辞。消极修辞没有丰富语言色彩和感染力,更注重语句、篇章的建构,具体体现在:内容方面明确通顺,形式方面平匀稳密。在香港判案书中,则体现为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详细论证的特点,而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正有赖于充分的法律论证和说理,如此,判决结果才能更好地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认同,从而实现判决的可接受性。本篇翻译报告在一份香港家事法庭于2016年公开的判案书之基础上形成,该判案书整体一共106个自然段,其中,事实论据描述与法官的法律论证(包括援引先例)占据了90个自然段,各项论据相互衔接、论证有力,水到渠成地过度到法官的判决结果,从而说服当事人,实现了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本报告旨在关注该判案书中的修辞及其翻译。笔者在对判案书的篇章结构和语篇内容进行梳理后,把握并提取了判决书中应用的修辞手段:评价、预设、互文、情感唤起、隐喻等,然后,结合修辞实例陈述笔者在翻译实践中对文本的思考路径和采取的翻译技巧,在译文中再现原文逻辑体系的同时,维护原文修辞效果,从而实现翻译的交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