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语言差异一直是各界学者所关注的话题,一些学者认为男性和女性倾向于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及话语风格,而另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男性和女性在语言使用上会表现出差异性。之所以会出现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是因为学者们在进行性别语言差异的研究时忽视了其他影响语言风格及形式的因素,如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势关系的差异,以及情景语境的差异等等。为了避免受到上述因素的干扰,作者研究具有相同社会地位及权利的男性和女性的话语特征。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到政治领域,在政府部门,和男性一样,担任重要的职位。因此,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女性政治家的话语特征。然而,很少有学者对男女政治家的话语进行对比分析,探索其中存在的语言形式及风格的差异。莱考夫(2004)声称与男性相比,女性缺少权力,因此,女性倾向于运用无力量的语言。因此,可以假定拥有和男性相同权力的女性的话语方式将会与男性的话语方式相似。考虑到以上因素,作者探索男女政治家在语言使用方面所体现出的差异。为了完成本研究,作者选择Obama和Hillary, Biden和Paling以及Bachmann和Gingrich在2008年以及2012年总统竞选辩论中的辩论文本作为研究语料,研究具有同等权力及地位的男女政治家们在进行政治辩论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否存在差异。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可以实现多种功能,韩礼德将语言的功能归纳为三种纯理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以及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能是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语篇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人际功能是语言的参与功能,通过这一功能,讲话者参与到某一情景语境中,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他对事物的推断和对世界的看法;并试图影响他人的态度和行为(胡壮麟,2008)。人际意义可由三种方式实现,即语气、情态和基调。其中,情态是人际元功能的主要实现手段。实现情态的主要手段是情态助动词。人称系统也是实现语言人际功能的方式之一。人际功能理论为语篇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为性别语言差异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本文以人际功能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政治辩论中限定情态动词及人称代词在男性政治家及女性政治家话语中的分布情况及影响这种分布的原因。通过对政治辩论文本的定性分析以及对数据的定量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与高值以及低值限定情态动词相比,中值限定性情态动词无论在男性还是女性政治家的辩论词中都占有较高的比例。除此之外,在男性和女性的辩论词中,第一人称代词“我”(I)被使用的频率最高。第二,在女性的辩论词中,女性较为频繁地使用低值限定情态动词而非高值限定情态动词。同时,女性对高值限定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低于男性使用高值限定情态动词的频率。而男性更倾向于使用高值限定情态动词而非低值限定情态动词。在人称代词的选择方面,女性倾向于使用“我们”的排他性用法(exclusive-we)指代自己以及她所代表的竞选团队或者美国政府。其目的在于增加话语权势,树立威信。而男性则倾向于运用包含性指代“我们”(inclusive-we)指代自己以及听众。其目的在于建立自己与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获得听众的认可。第三,基于上述对相似性及差异性的分析,本文发现在政治辩论的语域下,在人称代词的选择及情态动词的选择方面,男女政治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他们的性别特征是模糊的,男女语言风格呈现中性化的趋势。原因在于,在政治辩论中,男女政治家扮演相似的角色,围绕相似或相同的话题进行辩论,辩论双方拥有相同的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