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GDP中有60％是由民营企业贡献的，并且民营企业上缴了80％的税收（刘迎秋和刘霞辉，2008），并且吸纳了70％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张平，2009）。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高管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比如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或者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Faccio(2006)认为关系在转轨国家中对企业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制度缺失、法律不健全、产权不明晰，导致民营企业的处于弱势地位，它们不得不依赖于非正式的制度，以弥补正式制度缺失，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Allen等，2005,McMillan和Woodruff,2002)。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企业会主动与政府建立关系，贿赂官员，以达到自身的目的。民营企业为了得到政府保护、取得关键资源或者为了免除政府的侵害，会试图去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并维护这种关系。斯蒂格利茨对“寻租”的定义是指企业或者个人通过对掌握资源支配权的对象付出资源和对价，以换取某种“租金”的行为（Krueger，1974;Hellman等，2001;Shleifer和Vishny，1994;Morck和Yeung，2005）。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中国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使得企业不得不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甚至需要付出一定寻租成本以获取政府资源分配政策上的倾斜。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使其与政府有天然的联系，不必付出巨大的成本即可得到政府的保护，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寻租成本。Xin和Pearce(1996)发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更加重视与政府建立关系，并且要比国有企业付出更为昂贵的成本，以避免政府的严重掠夺，或获得政府的保护和支持。　　虽然相当多的文献证实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系能够获得收益，但是民营企业的政治“寻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造成了资源浪费，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Krueger(1974)认为，政治寻租行为会导致社会资源错配，并且严重侵占了企业有限的资源，会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如果民营企业能够从政治寻租中获得超额收益，那么企业将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这项活动，只要从政治寻租获得的收益大于企业从事市场行为得到的收益。此时，民营企业便不会专注于从事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经营效率的市场活动，而会越来越依赖政府。杨其静(2011)认为当政府掌握大量行政资源，并且当企业产品升级，提供优质产品更为困难时，企业往往热衷于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而非自身能力建设。　　民营企业建立和维护政治关系所付出的成本得到了学者和实践的大量关注，那么，在中国当前制度环境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前提下，有没有一种机制，可以促使民营企业更多地关注市场化行为，即提升技术升级、改善公司治理方式，而不是过多地依赖政治关系获得超额收益。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为找到这样一种机制，考察该机制是否降低了企业的政治寻租行为，但是由于政治寻租行为往往难以观察，并进行量化，因此本文分别从企业技术创新和投资效率两个角度分别考察政治关系对企业造成的成本，考察外资持股对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的创新和投资行为的影响。　　外资持股中国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外资持股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技术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得到了文献和实际案例的支撑。那么本文试图考察外资持股是否可以成为减少企业政治寻租行为的一种机制，促使民营企业市场化行为，而非仅仅依赖于政治关系。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　　(1)外资大股东持股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后，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量显著提高。外资持股对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量的促进作用在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在按照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分组后发现，外资持股对有政治关系民营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及专利申请量的促进作用只有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显著，而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不显著。同时，本文还发现，前十大股东中存在境外法人股东的情况下，才有此作用，而仅有QFⅡ类外资股东持股的公司，则无此作用。此外，本文还发现，外资股东显著提高了有政治关系民营企业的创新转化为未来业绩的能力。　　(2)对于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发现在政治干预强的地区，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为了迎合官员的政绩考核目标，投资规模显著大于没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当外资大股东持股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时，在政府干预强的地区，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的投资规模显著下降。在这些地区，外资持股的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效应显著提高。　　(3)本文还对企业的寻租行为进行了考察，本文以捐赠和异常管理费作为衡量企业的寻租成本。本文发现外资持股显著降低了有政治关系民营企业的捐赠支出、异常管理费。说明外资持股可以降低有政治关系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引入外资股东后，企业的政治“收益”变化情况。本文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在被外资大股东持股之后，得到的政府补助并没有显著降低。本文还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在外资大股东参股之后，其融资约束相对于没有政治关系民企进一步降低。　　(4)最后，本文考察了外资股东入股的经济后果，本文发现，外资持股对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的滞后三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TobinQ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而对ROE和ROA没有显著的提升。总体而言，外资大股东降低了民营企业对政治关系的依赖，促进了企业的经营能力，提高了企业的未来业绩。　　以上的结论说明，外资持股是一种有效减少民营企业政治寻租行为、促进民营企业市场化行为的机制。　　本文在文献中的贡献主要有两类。首先本文探索了促使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进行市场化行为，减少政治寻租的一种机制，即外资持股。其次，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丰富了外资持股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经济后果的文献。　　首先，目前的文献多从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收益和成本角度考察政治关系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而没有文献试图从如何降低企业对政治关系依赖的角度进行探索。本文则从积极的视角考察外资持股这一机制能否促使民营企业关注自身技术升级，投资效率等市场化行为，回归企业经营的本质，而不是过多依赖政府。这一研究方向是目前文献所缺失的。本文的研究在文献上初步探索了降低政治寻租的机制，补充了现有文献。本文的结论可能意味着，从长期来看，引入外资能够提高企业价值，减少了政治寻租对整个社会层面的资源浪费，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经济运行效率。　　其次，国内外研究外资持股对企业影响的文献目前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研究结论也有很大分歧。本文着眼于外资股东对企业具体的经营行为产生的影响，具体为两个方面，创新和投资行为。本文发现外资持股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显著增加，基于发明专利和总量的专利申请量均显著增加。此外，有外资持股的民营企业专利转化为未来业绩的能力也显著提高。本文还发现外资持股的民营企业投资效率得到提升。　　本文对目前的文献做了有益补充，本文的发现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的证据。正如本文之前指出，外资持股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积极性很高，越来越多的外资股东持有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份，甚至控股中国上市公司。这些外资股东现在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政策制定者也期许外资投资者积极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发挥其本身的技术、管理优势，为中国上市公司带来正面影响。因此本文研究外资持股对公司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