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是企业日常事务的管理者和重大战略的重要决策者，高管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是否有效，如何通过对治理结构进行有效地安排激励高管为股东利益服务，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成为近年来较为关注的研究问题。而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和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和管理激励理论的理论框架下，结合我国的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深入地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和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研究设计中，本文将样本按终极控制人的性质的不同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对照组，将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监事会特征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因素，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的高管薪酬和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影响薪酬契约的有效性以及公司治理效率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我们得出了以下的研究结果：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的缺位，股权结构并没有产生治理效用；民营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越大，越倾向于控制高管的薪酬水平，并以监督取代薪酬激励。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中并未发挥应有的治理效用，反而成为了高管操纵薪酬，扭曲薪酬激励机制的工具。两职分离的治理效用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在民营企业中提高了薪酬业绩的敏感性。监事会的规模由于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效用，国有企业的行政管制较多，监事会的成员可能多由上级部门委派，因此规模越大反而造成了监事会拥堵和职权的滥用，用过多的政策法规干扰了高管的管理和决策，因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监事会是股东大会的下设机构，监事会可能成为股东监督激励高管的有效途径，因此监事会规模越大，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上述的研究结果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如何提高薪酬契约的有效性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证据，在本文的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