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丁玲小说中的“孤独人”形象,探讨表现孤独心理的艺术手法及其特征,挖掘“孤独人”形象的文学史意义,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丁玲作为现代人性书写者心理演变的线索及其小说中不同身份的“孤独人”形象身上所体现出的“人的解放”的思想。对“人的解放”的不懈追求,使丁玲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下的“孤独人”形象,多维度地显示着人的现代生存界面。在早期创作中,源于作家的现实苦闷,丁玲刻画了一群自我意识彻底复苏之后的孤独女性,无论是她们对爱的寻觅与失落,生存的烦恼和虚空,还是人心的疏离与隔膜,流注其间的是只有在自我意识苏醒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生命本真的孤独。延安时期,丁玲为“人的解放”而呐喊的热力并未因加入革命队伍而减弱。她发现在革命运动蓬勃开展的地方,传统社会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对“人”仍存在着压制,阻碍着“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基于此,丁玲塑造了走向革命的“孤独人”形象,追索着人的终极意义,对漠视人的存在的种种根由无情地予以批判。即使在政治色彩极其强烈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她对于被主流舆论视为另类的人物黑妮和顾顺更是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大爱用心书写,塑造了阶级解放中的“孤独人”形象,把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 丁玲利用心理分析和巧妙的景物描写表现心灵深处隐蔽的孤独和痛苦。她用女性及自身的独特感受,展现了人们寻求“人的解放”的漫长且苦难的心路历程。丁玲小说中的孤独女性是一群为争取“人的解放”而彻底反抗传统的新女性,虽然在追求中倍感理想无法实现的孤独,但她们在孤独中仍坚守着人的主体位置,这使得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乃至在世界女性文学中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对“人的解放”的决绝追求和历史的局限性,“孤独人”形象都是悲剧性的人物。他们的悲剧性不仅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开辟的人物的悲剧性结局,而且打破了解放区文学中充满“光明”的“大团圆”结局的人物幽造模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