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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疯傻形象不仅重又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出现,并且频频被作家委以了叙事的重任,成为小说的叙事主体或者载体,而相应的他们在文本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不再被鄙视,他们的言行方式不再被否定,他们逃离了千百年来被冠以“社会异端”的罪名,摇身一变而成为一面汇聚和反射着人类本相的凹面镜,成为绝对真理的代言;而本来一直扮演着读者引路人角色的作家们也不再是站在文明大厦上的俯视者,不再是全知全能的道德评论家,而是和弱智化主体一起成为脚踏大地的平等个体。我们就把这种以傻瓜、疯子甚至是不具有完全思维能力的儿童以及动物等“弱智化主体”为叙事主体或载体的小说叙事策略称为“弱智化叙事”。“弱智化主体”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物类型,在表面上是异常的、愚蠢的、病态的,但是正是因为他们与文明理性格格不入,对现实社会在认知上有一种“不理解”的特点,以他们作为叙述者就与叙述对象之间形成了“陌生化”的效果,这就给小说家提供了观察世界和进行表达的特殊形式。所以,“狂人”们的病态是寓言式的、哲理式的、比喻式的,象征式的,他们只是被作家高度凝聚了的、被抽象出来又具象出来的人物,他们的存在反映了某种被理性分析所窥透了本相秘密的现实生活,他们不仅成为人性的体现者,而且被刻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成为附着于文化之上的生命符号。戴着这副“面具”,“弱智化叙事”本身的原生态式的静态化、客观化表象就与文本背后作家的强大激情构成了张力,从而使得作家在对现实世界陌生化、冷漠化的处理中蕴藏了更多的对于人类生存世象的精致譬喻。本论文主要分为三大方面:摆事实,追原因,挖意义。“摆事实“分为纵向历史和横向分类两个方面,纵向历史主要是对“弱智化叙事”做一个简单的发展脉络的梳理,横向归类和文本分析是论文的重要部分,根据叙事主体的不同,笔者把80年代以来的“弱智化叙事小说”进行了五种类型的划分:傻子叙事、儿童视角叙事、弱智化人物叙事、“疯女人”视角叙事和动物视角叙事,在对每种类型进行了概括总结的基础上,重点从具体的小说文本入手,以求更直观地阐释“弱智化叙事”的独特叙事价值。“追原因”主要是从社会文化背景和作家自身特点以及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证,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来分析80年代以来“弱智化叙事”现象产生的原由。最后,笔者主要是从叙事学、狂欢诗学、接受美学等哲学层面来试图挖掘“弱智化叙事”现象背后的深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