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了解来精神科就诊的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和健康青少年的社会人口学基本信息和心理健康的相关状况,探索父母教养方式、儿童期虐待经历和青少年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发作的关系。[方法]病例研究组纳入的样本为就诊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门诊及住院部的诊断为抑郁发作的青少年患者,健康对照组为随机选取的中学的在校学生,且其PHQ-9评分在10分以下,完成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采用自编的一般情况病例报告表,社会人口学问卷,Barratt冲动量表（BIS）,Buss和Perry攻击问卷（AQ-CV）,儿童期虐待问卷（CTQ）,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分别对病例组和健康对照组进行施测,应用SPSS软件对病例组和健康对照组的人口学信息及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性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此外,通过Mplus7.4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儿童期虐待经历和青少年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发作的关系。[结果]1.通过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比较分析发现,病例组中有57.9%以走读为主,而对照组则更多为住校占比92.5%。病例组中独生子女占比47.1%,对照组中独生子女占总人数的34.6%。病例组中父母在婚者占比77.8%,对照组则更高占比86.9%。病例组中缺乏体育锻炼者占66.5%,而对照组缺乏体育锻炼者仅占46.8%。病历组中与同学、家人关系不好者分别占比28.1%、16.7%,对照组中与同学、家人关系不好者分别占比为1.6%、0.7%。病例组中经常或总是有独孤感者占80.5%,对照组则仅占0.9%。2.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随着年龄增长,患抑郁发作风险降低,是患病的保护因素。住校（OR=0.122）为保护因素。而就读高中（OR=3.772）成为了患病的危险因素。近一周平均每天上网时间（OR=1.556）每增加1小时,患抑郁发作发作的风险增加55.6%。经常或总是有孤独感（OR=9.634）和经历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OR=3.479）是危险因素。父母给予温暖成为患病的保护因素。3.青少年抑郁与儿童期虐待经历（r=0.699）、青少年生活事件（r=0.695）、父母拒绝（r=0.545）与父母的过度保护（r=0.382）呈正相关,与父母给予的情感温暖（r=-0.527）呈负相关;父母给予的情感温暖与儿童期虐待经历（r=-0.669）、青少年生活事件（r=-0.451）和父母拒绝（r=-0.451）呈负相关,与父母的过度保护（r=-0.208）相关性不显著。其中父母拒绝和儿童期虐待经历相关性最高（r=0.704）。4.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我们看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包含的三个维度（父母拒绝、父母情感温暖和父母过度保护）分别作用于抑郁的效应关系当中,通过儿童期虐待经历和青少年生活事件发挥的总间接作用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在父母拒绝中占比91.5%、在父母情感温暖中占比80.1%、在父母过度保护中占比93.5%,其中儿童期虐待经历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49.2%、44.8%、46.1%,青少年生活事件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9.1%、0.6%、21.2%,儿童期虐待经历和青少年生活事件的共同中介作用分别占总效应的23.3%、34.5%、26.2%,经比较发现,三个模型中儿童期虐待经历发挥的作用均大于青少年生活事件的作用,而在父母过度保护的模型中,儿童期虐待经历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结论]1.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病例组中更多以走读为主,而对照组则更多为住校。病例组中独生子女占比高于对照组。病例组中父母在婚者占比低于对照组。病例组中饮酒占比高于对照组。病例组中缺乏体育锻炼者多于对照组。病历组中与同学、家人关系不好者及经常或总是有独孤感者占比远高于对照组。2.路径分析结果:儿童期虐待经历和青少年生活事件在父母拒绝维度及父母过度保护维度之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在父母给予的情感温暖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3.青少年抑郁障碍与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儿童期遭受虐待和负性生活事件有关,父母选择拒绝或者对其过度保护等养育手段,与青少年抑郁发病有关。同时,儿童期遭受虐待和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对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抑郁之间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