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类不断增加对化石燃料的消费引起气候变化,如何控制化石燃料的消费和发展替代能源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学界就开始对是否要采取经济手段来减缓气候恶化和全球变暖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其中,通过环境技术进步以缓解不断恶化的全球环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由于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对资源环境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为达到改善全球气候环境的目的,需要更多资源投入到清洁技术的研发上。研发主体在考虑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清洁技术还是污染技术时,会考虑到该技术潜在的市场规模以及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这是影响技术偏向的两个市场因素。然而,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引导技术创新的方向,可能会导致清洁技术研发的不足,以及过多研发资源投入到污染技术部门。因为初始阶段清洁技术研发更加困难,以及面临着不确定的市场需求。此时,便需要决策部门对创新主体的研发行为进行政策引导,引导环境技术偏向于清洁技术方向发展。本文将“导向型技术变迁”理论引入到环境经济学中,尝试分析环境政策对环境技术偏向的影响。首先,本文将环境技术变迁与环境政策纳入到导向型技术进步理论中。通过构建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环境技术偏向及其环境政策对技术偏向的影响。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环境技术偏向主要受三种力量的影响：价格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效率。当市场不足以为清洁技术研发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者市场在调节技术偏向上存在失灵时,便需要公共政策对技术偏向加以引导,诱导技术创新朝着清洁技术方向演进。在导向型技术变迁理论(Acemoglu,2002,2012)基础之上,本文将环境政策引入到导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中,分析了不同环境政策对技术偏向的影响。对于政策干预的方式,我们分别考虑了对中间产品部门政策干预以及对机器设备研发部门政策干预。将环境政策引入到导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之后,环境技术偏向还受到政策效应的影响。政府对清洁产品部门生产进行补贴,对污染产品部门征收排污税,或者对机器设备研发部门的科学家进行补贴都能引导环境技术偏向于清洁技术方向发展。通过数值模拟实验,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税收和补贴对稳态时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稳态经济增长率随着税率的上升而下降,随着补贴的上升而上升。其次,作为温室气体及城市空气污染物的一个主要排放者,汽车行业相关技术能够作为环境技术的较好代表,来研究环境技术的偏向。本文尝试以中国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为例,对导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进行经验验证。我们根据汽车的类型将汽车行业的相关技术划分为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其中,清洁技术主要是与新能源汽车生产有关的技术；污染技术主要是指传统汽车生产有关的内燃机技术。研究结果表明,石油价格上升、潜在市场规模扩大推动了我国汽车行业清洁技术进步,然而,汽车行业污染技术并没有随着石油价格上涨而减少,说明我国汽车行业尚未表现出明显的清洁技术偏向。此外,导向性技术变迁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不同特征,中西部地区潜在市场规模比东部地区更能拉动清洁技术的创新,而只有东部地区石油价格变化能引发清洁技术创新。再次,根据“导向型技术变迁”理论,当市场不足以为清洁技术的使用或研发提供足够的激励,便需要公共政策的引导。为验证环境政策能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本文以中国发电技术为例,根据电力企业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将发电技术分为两种：污染技术和清洁技术。其中,污染技术指火电,清洁技术包括水电、风电、核电等。将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作为一次自然实验,使用倍差法估计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对清洁发电技术带来的影响,并对该政策是否促进了发电行业的清洁技术偏向做出判断。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法及相关政策激励了清洁发电技术的使用和创新,相对于污染发电企业,2005年之后清洁发电企业的发电量与TFP平均上升了8%和10%。在时间趋势上,政策效应存在逐渐增强的趋势。此外,我们使用匹配倍差法比较了2005年之后有补贴的企业与没有补贴企业TFP的差异,比较结果发现有补贴的企业TFP上升得更快,并且这些企业R&D投入也更多。从而可再生能源政策促进了发电行业清洁技术偏向。最后,作为环境政策的执行者和监督者,地方政府能否严格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环境政策,直接关系到政策效果的发挥。由于政府对污染产品部门(污染技术)的生产征收“污染税”时,会降低稳态时的增长率。在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治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忽略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如环境问题。因为节能减排未能进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使得地方官员具有“为晋升而忽视污染”的动机。具体表现在与辖区内企业达成“合谋”,纵容地方企业的污染行为。本文首次利用中国1993～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政企合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政企合谋”使得合谋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上升8.9%和12.5%,约合36970.7万吨和6384.05万吨；另外,“政企合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随着官员的任期发生变化,对于任期超过5年的官员,任期限制使得“合谋”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下降6.8%；除了对环境带来影响外,“政企合谋”还影响了地方的经济增长方式,地方官员使得“合谋”地区采取更加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