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固是我国20世纪20、30年代著名的美术史学家之一,一生涉猎广泛,两度留学海外,积极引进异域学术思想与方法之于中国学术研究,对我国考古学、美术史学、档案学以及美术教育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在美术史方面,因其《中国美术小史》和《唐宋绘画史》的出版,对我国美术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意义重大,被现今学界誉为中国现代美术史学奠基人。但自滕固1941年去世后,由于时代变迁、人世变故的原因,沉埋于历史尘埃半个多世纪后,至世纪之交,被重新发现,对于学界如文物出土一般惊奇。尤其近十年来,滕固研究渐成显学,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引进西方“风格学”于中国美术史研究方面,“风格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滕固1933年初版的《唐宋绘画史》一书中,学界大多对其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尤其在20、30年代能有如此之见,实为难得。加之《唐宋绘画史》在滕固留德归国后初版,留德期间正是风格学风靡之际,学界多以为其中充斥着浓郁的风格学气息。然而,笔者在研读该著数遍后,却发现其风格学的运用并非为学界所赞许的那般高度。其实,《唐宋绘画史》的文稿在滕固留德之前已经修改完成并交付书局准备出版,即书中充斥的风格学印迹在留德之前作者已始有了解。于此,本文的目的在于考辨《唐宋绘画史》中“风格学”运用的究竟,切实关注该著与风格学的关系问题,通过对该著内容的仔细考辨、对其中存在问题的归纳总结、以及与滕固留德归国后以风格学研究美术史的相关论文进行比照,认为,《唐宋绘画史》的风格学运用并非如学界普遍赞许的那般程度,此时写作《唐宋绘画史》的滕固还处在其学术研究的开端期,《唐宋绘画史》与“风格学”的关系也存在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