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和宋朝政权由游民武装建立，脱离于乡村宗族势力。五代时官僚家庭要么依附于政权而脱离乡村社会，要么在乡村社会发展而脱离政权。宋代乡村社会在国家组织系统之外自行运作，包括对乡村资源的支配、对乡村共同利益的维护、意识形态、宗族组织等四个方面。 宋朝的科举是选拔文人官僚的途径，也是吸纳游民、防范游民武装集团形成的手段，体现了专制政权权力普遍化的倾向。从事科举意味着背井离乡，以及财力、人力的巨大投入，这给农业家庭在乡村社会的经营带来很大影响，乡村子弟对科举常感不适应。但乡村社会也热衷于科举，因为科举使他们的势力超越了乡村社会。科举是家庭的事业，乡村社会往往组织几代人、甚至全家族的力量共同参与科举。 宋朝以“乡举里选”为幌子，通过“三舍法”等手段，试图达到“一道德”等权力扩张的目的，但归于失败。理学家要求将理学纳入科举制度。通过科举理学化，专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一种并存和相互限制的新机制。根据理学的理论，乡村社会与国家都是“天理”秩序的一部分，乡村社会的精英可以通过理学以及在乡村的地位，声称自己是“天理”秩序和国家政治中的重要环节。通过科举与理学，宋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达成了一种新的整合机制，这是“唐宋变革”的一个关键，而所谓的“士绅阶层”也正是这种整合机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