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王安忆的文化立场进行了评述。20世纪末期，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商业文化逐渐兴起，纯文学受到严重冲击，小说创作的思想价值与精神追求似乎被物欲的狂潮所掩没，出现了明显的弱化趋势。而面对日渐纷繁的世俗诱惑，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心态开始失去平衡，个人精神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于是，对精神家园的找寻和构建就成为了此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主题。在这种情况下，王安忆怀着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努力摆脱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将自己融入一个广袤的精神领域，尝试进行知识分子精神信仰的重建，其《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等正是这种尝试的结晶。王安忆的写作走的是一条精神超越与世俗沉入的双轨道路，对精神家园的找寻和构建并没有否定她对普通大众凡俗人生的关注，热衷于世俗生活现象的表达和描绘，使她写出诸如《长恨歌》《流逝》《喜宴》《桃之天天》等作品，在这种沉入世俗的创作中，既有对乡村世情的人文书写，又有对民间“草根”文化的守望，是对普通世人凡俗人生的生存画面的描绘。历史一向就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文学创作者们自觉地担当起了历史学家的使命与责任，他们所关注的是社会历史的深刻巨变，塑造的是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一种市民意识悄然升起，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对历史的认识，一些作家把关注的视野放到了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上，试图用凡俗人生日常生活的变化来反映时代历史的变迁，王安忆的《流逝》《“文革”轶事》《上种红菱下种藕》等等，无一不是如此。追寻遗失的精神家园、对民间“草根”文化的守望以及边缘化的历史文化立场等几个方面是王安忆的创作中包涵的深层文化意蕴，通过对其努力地探索思考，深入的发掘，我们可以对作家的文化立场进行透视，对作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