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兴起了第一次阳明学研究的热潮。1893年,三宅雪岭的《王阳明》问世,开启了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之先河。高濑武次郎继之而起,拓宽了阳明学近代转化的路径,明治官学首领井上哲次郎进一步推动阳明学研究高峰的到来。他们三人开创的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阳明学研究,可谓是东亚近代阳明学研究的起点。如今中日阳明学界一些流行观点仍可被视为他们核心观点的变形。不仅如此,他们勾勒的阳明学形象几乎成为常识,被中国、日本社会的一般民众所接受,成为民众了解阳明思想的窗口,例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纲领快餐式解读法。但是,对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之旅,中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缺乏相关专著论述他们的阳明学思想体系,且在近代思想史论著中也多是标签化的解读,难以全面展现其复杂的思想脉络。本研究聚焦于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明治时期的阳明学成果,试图采用哲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在东亚近代化的视角下,全面、客观地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勾勒出日本近代阳明学发展的线索,为当下的阳明学研究热潮提供参考。论文主要由引言、正文、结论三个部分构成。引言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契机、研究综述、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对论文中所采用的“日本阳明学”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文部分主要有四个章节:第一章概观了日本江户时代的阳明学传播情况、明治及以后的阳明学研究情况。第二章考察了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开创者三宅雪岭的阳明学研究情况,主要从四点展开:一从学术经历来看,汉学与洋学并重的家风奠定了雪岭理论思想的底色,同时经过东京大学哲学科的专业训练,雪岭形成了自己东西并重的哲学观、以及独特的哲学研究方法;二从儒教观来看,雪岭与明治学界流行的儒教批判展开了正面交锋,进而在东西洋哲学的对比研究中突出阳明思想的哲学性、近代性价值,并将其置于世界哲学的巅峰;三宅雪岭的阳明学创树来看,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三纲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体系,及维新思想原动力说;最后,本文归结出三宅雪岭阳明学研究中的三大倾向,即国粹主义、普遍主义、实用主义,客观评价其在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史中的地位。第三章考察了高濑武次明治时期对于阳明学研究的拓展。本章在总体梳理高濑武次郎学术生涯的基础上,从两方面分析其阳明学研究体系:一是对“日本阳明学”的构建,高濑由国民性出发区别出“事功性”的日本阳明学与“枯禅性”的中国阳明学,以凸显日本阳明学优越的主体性,进而纵向构建起江户至明治时期庞大的日本阳明学系谱,位于该系谱哲学顶峰的便是大盐中斋;二是对中国阳明学理论发展,高濑武次郎深化了“三纲领”的哲学性诠释,借用康德哲学将“良知”解读为自然法则与道德律的统一,从而从本体论到修养论构筑起更为完整的阳明思想体系,与此同时他还拓展了阳明学的实践伦理层面,突出阳明学在“涵养心术”、“陶冶品性”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此外高濑在朱王之别、中国阳明学系谱等问题上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最后,本文从整体架构、直觉主义、中日阳明学二分法、朱王对比等四个方面探讨了高濑武次郎与张君劢在阳明学研究中的理论延续性,并客观评价了高濑在阳明学近代转化中的贡献与不足。第四章考察了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高峰井上哲次郎的阳明学研究成果:第一节以“东京帝国大学启蒙时期—德国留学时期—归国后成为官学泰斗时期”为线索纵向考察了井上哲次郎的学术生涯,概观其在明治时期主要的研究趋向;第二节尝试从学理建构(即“东洋哲学史的研究”)与价值重构(即“由伦理修身走向国民道德”)两方面来探讨井上哲次郎的儒学观,这两点亦是其阳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第三节中,笔者在理清井上哲次郎的“江户儒学三部曲”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从日本阳明学系谱的构想、日本阳明学特殊性的凸显、作为两种思想武器的阳明学、与武士道的关联等四个方面阐释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研究的独创性;第四节客观评价了井上哲次郎阳明学研究的贡献及不足。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在结语部分从学术背景、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缺陷不足等五个方面总结归纳出三位先生明治时期阳明学研究的相似性。总体来看,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的阳明学研究不仅推动了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阳明学在近代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复兴。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面对当今中国之现实选择性吸纳其合理部分,促进阳明学在当代社会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