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仅任务重而且时间紧。在如此大背景下,地处“老、少、边、穷、库”的L镇被确定为扶贫改革试点,不仅自身要脱贫,且要探索出可供其他地区借鉴的经验。试点推进以来,L镇各项扶贫项目迅速开展,不仅势头猛,而且力度大,同时反贫困实践也取得一定成效。客观来说,如此之势头和力度的形成,扶贫效果的达成,是在政府扶贫主体的强力推动下的结果,市场和社会扶贫主体参与不足或被动参与,未能发挥协同优势。在L镇的扶贫实践中,当地政府已认识到多主体协同扶贫的重要性,并已采取各项措施积极引导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大扶贫”格局,但却始终遭遇着治理碎片化难题的困扰。贫困治理碎片化困境究竟如何突破,不仅是地方实践中的现实难题,也是本文研究试图回答的理论问题。本文引入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对L镇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尝试对上述贫困治理碎片化困境作出回应,探索西部农村地区协同扶贫机制。围绕上述问题,文章分为六章展开论述。本文第一、二章为基础性研究。第一章介绍了研究缘起、意义及现状,第二章对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背景、理论要义、实践路径等进行了梳理。第三、四、五章为主体部分,据L镇的实践,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角度,审视协同扶贫的实践探索。这种探索有着成功的做法,如政府内部整合方面,重要部门或岗位通过领导亲自“挂帅”,实现了平级整合下的组织认同；政府与市场整合方面,政府的“临界点”退出机制,前期政府完善基础设施,提供种种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在当地安家落户,后期政府抽身而出,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由企业合法自主经营；政府与社会主体方面,党员干部的结对帮扶破解“悬浮”状态等。当然,既然是试点,理应允许犯错,L镇多主体协同扶贫探索也存在一些不足,这是第三、四、五章分析论述的又一方面。政府内部扶贫整合出现“碎片化”,如政绩导向导致供需不符,因乡镇政府施政能力缺失而出现的纵向层级“碎片化”,单一行政计划机制对对口帮扶形成的根本制约：政府与市场协同方面,委托市场供给模式易滑入监督困境泥沼；政府与社会主体方面,社会主体树立“典型”思维模式下贫困人口内部多级分化等。通过对L镇反贫困实践的审视和分析,第六章,尝试回答如何突破西部农村地区多主体参与贫困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以及如何走上协同扶贫之路。本文认为,在我国特殊的“大政府、小社会”背景下,西部农村地区协同扶贫机制的形成离不开政府植入、市场驱动、社会介入及贫困群体参与。具体表现在,实现政府内部整合,消除上下级、同级政府或职能部门间扶贫治理碎片化,将部分扶贫事权下放到乡镇一级,创新机制整合上下级机构。促使政府和市场“紧密化发展关系”形成,政府“缺位”、“退位”,市场“补位”或“进位”,以及政府、市场双失灵时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反贫困。在政府积极作为下有效整合社会扶贫资源,既包括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破除社会扶贫资源“分割”现状,又包含对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机制的完善。通过“需求-响应”机制,实现贫困群体角色转换,广泛调动贫困人口自身摆脱贫困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