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记忆机制颠覆了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记忆成为了常态,遗忘则成为了例外。被遗忘权正是在此背景下孕育而生,其意在赋予信息主体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互联网上与己相关的信息,从而实现自身“被互联网遗忘”的民事权利。由于被遗忘权权利本身所蕴含着保障自然人获得社会谅解、维护自然人人格尊严的人格利益,因而被遗忘权在互联网时代的价值日益彰显。从比较法考察,欧盟率先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确立了被遗忘权,被遗忘权终于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华丽蜕变”。此后俄罗斯、日本以及意大利等国纷纷跟进,确立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被遗忘权。美国则由于与欧洲在价值理念和国家利益方面存在分歧,因而对被遗忘权态度较为冷淡,但也通过了具有被遗忘权立法精神的相关法规以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从立法范式上而言,欧盟制定了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并设置专门的数据保护机构为其保驾护航。与之不同的是美国则采取分别立法的立法范式,注重行业自律,并且没有设置专门的信息监管机构。从立法构成要素而言,欧盟赋予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以及客体的范围都远远大于美国的相关规定。我国虽有被遗忘权的理论研究,但并没有被遗忘权的立法规定。个人信息立法的滞后不利于我国参与全球互联网竞争,顺应时代潮流。我国个人信息立法的缺席迫切需要我们对被遗忘权予以关注。在我国构建被遗忘权要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同时勇于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经得起国际横向比较的被遗忘权。被遗忘权作为一项新兴的民事权利,不可避免的会与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以及国家公共利益存在一定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可以通过比列原则的运用予以消弭。被遗忘权就其性质而言应属于信息自决权,其与隐私权不同,难以被隐私权所涵摄,因而不属于隐私权。从权利架构上而言,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应限定为自然人而不包含法人,而义务主体则可以扩展至法人或其他组织。被遗忘权的客体则应该包括已经公开的与主体相关的一切信息。而被遗忘权的内容则涉及信息主体享有的事前和事后救济的权能。在被遗忘权范围的问题上,我国立法应仿照欧盟采取规定被遗忘权适用的一般情形,同时从反面规定除外情形,以防止出现挂一漏万的状况。与此同时,我国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应当扩展至未成年人,以加强对未成年人信息的特别保护。被遗忘权在我国目前有两种立法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充分利用手头资源就地取材。一方面可以在《民法总则》中规定被遗忘权,待到《民法典》公布后可以实现无缝对接,彰显《民法典》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在《侵权责任法》中对被遗忘权予以规定,以完善《侵权责任法》的内容。第二种路径则是“另起炉灶”,创设全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相较于路径一而言,其能够更加全面的对个人信息进行有效保护,同时也避免了被遗忘权纳入《民法总则》、《民法典》以及《侵权责任法》中可能引发的体系混乱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