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成就的背后是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2013年,严重的雾霾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改善生态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迫在眉睫。2015年末,中国对世界做出了关于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承诺。“总量”方面,中国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强度”方面,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而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又是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更指出“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贷资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信贷支撑和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面对行政手段无法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2002年,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EPs)问世,绿色信贷由此诞生。“十三五”规划中指明,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是“十三五”时期着重推进的关键领域。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将全局基准技术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并基于全局基准技术的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考虑能源消费清洁化结构的同时,将非期望产出中引入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分解得到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收敛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并不存在收敛现象,反而是显著发散的,即我国各地区间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差距是逐渐拉大的。这一发现与国内学者有关收敛性的研究结果大都不同,也不契合技术进步后发优势理论,为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打开了窗口。第二,构建了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的绿色信贷水平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即绿色信贷水平低时会抑制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随着绿色信贷水平的提高,超过一定数值后会促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绿色信贷水平低时的抑制作用,是由于绿色信贷的投向不仅仅限于特定产业方向与环保标准,更重要的是绿色信贷从资金源头对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绿色约束,这使得绿色信贷发展初期,抑制了各省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提高。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大部分省份的绿色信贷水平处于抑制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阶段,但中国应以更大的力度推广实行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提升绿色信贷水平,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以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第三,构建两部门模型,演绎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空间杜宾双向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绿色信贷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绿色信贷并未有效提升各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同时,绿色信贷的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这种抑制作用对周围地区产生了“不好”的示范效应。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绿色信贷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绿色信贷初期会给经济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是由中国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国情决定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某一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并未形成良好的技术外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他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本文认为这是由于“马太效应”,即出现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在当前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发展目标的导向下,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高的地区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政策的引导,会将其周边地区优秀的相关行业、人才吸引过来,造成其周边地区发展绿色低碳技术进步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高的地区,由于政策导向等因素,一般会存在将一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较低的行业进行地区转移,而转移的地点往往是周边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周边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发展。第四,通过理论分析阐述了研发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门限特征。然后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系统考察了绿色信贷对中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否存在基于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吸收、转化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不论门槛变量是研发资本、人力资本,还是环境规制,不论是在门槛变量低于门槛值时,还是在门槛变量高于门槛值时,结果都表明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存在这种效应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绿色信贷发展的水平较低,不足以充分发挥以绿色信贷为主体的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导。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经济效应的门限特征,表明想要充分发挥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作用,需各地区根据自身经济资源禀赋做出合适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