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危机下,全球银行资源匮乏,正是保持良好业绩的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良好时机,区位选择则是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影响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在特定条件下,还受众多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因素的影响,但考虑到经济金融同样依附于政治,本文的研究假定排除非经济因素。国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国际跨国银行区位选择动因及选址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至今已形成一系列理论。本文基于这些理论,提出四大因素说:引导效应说、东道国市场机会说、东道国管制说、地理因素说,这些因素说虽已得到国际上众多学者的论证,验证了老牌工业化国家的选址考虑因素,但在经济发展程度明显不一样的新时期,这些因素对于我国来说作用是否一样,值得本文深究。全文共分六章,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分析由传统银行国际化经营理论提出的四大因素对我国银行业来说是否同样适用;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的整体区位应如何布局,需要考虑哪些因素。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贸易引导效应”作用最大,尤其是双边自贸区的建立对贸易的推动作用进而对银行业境外选址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东道国市场机会”,我国商业银行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再次为“投资引导效应”,虽然实证结果较为显著,但考虑到我国是银行先于企业走出去,而国际上普遍是企业先于银行走出去,因此,“投资引导效应说”并不一定成立,但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去”,银行业也逐渐开始为企业保驾护航。此外,“东道国管制说”不完全成立,东道国金融开放度整体上对我国银行业区位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但东道国市场准入政策只在短期内对我国银行进入有影响,长期作用不明显;“距离因素说”成立。(2)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提出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区位整体布局构想,并从四大因素、七个指标对目标市场进行分析:以香港、新加坡为切入点:香港、新加坡在地域、文化和语言上同内地有着天然的优势;中港CEPA协议的签订以及中新自贸区的形成,更加推动双边投资贸易;两地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银行开放度高,有着很大市场机会。建议以分行方式进入。以东盟、韩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中期重心:东盟、韩国在投资贸易和距离因素上同中国有着很强优势;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推进,东盟各国向中国做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承诺,而韩国的市场准入更要求互惠条件;面对金融危机,东盟、韩国仍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前景向好。建议以子行形式进入东盟,以分行形式进入韩国。以北美、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为远期重点:这三大经济体历来同我国经贸往来密切;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三大经济体,虽受金融危机重创,复苏有待时日,但前景仍看好,中资银行进入可以学到更多无形资产;欧美多数国家对中资银行的进入设立了较高的门槛。中资银行可在欧盟区内一个成员国设立子银行,获得“欧盟通行证”,然后在欧盟区内其他国家建立子银行分行的模式发展业务。适当兼顾拉美、非洲市场:中国同两地近十年来双边贸易投资飞速增长;中国还同拉美一些国家建立双边自贸区,同非洲建立中非合作论坛;两地经济持续增长,安全形势总体趋稳,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回报率整体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议先建立办事处,也可采取并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