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萧条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已被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国也不例外。1929-1931年,由于我国当时采用银本位,华商棉纺业获得了厚利而一度勃兴。然而至1931年秋,在大萧条冲击、市场危机、棉贵纱贱、国内天灾人祸、日本军事侵略等多方的重击下,上海华商棉纺业陷入了极端困境。大萧条不仅加速了它的全面衰落,同时也暴露了华商棉纺企业存在的诸多弊端,从而引起了棉纺业等各界人士的反思与应对。面对危困局面,上海华商棉纺业首先展开了"自救",其中最直接的办法即为减工减薪。针对自身生产经营上的各种弊端,一些上海棉纺企业通过改善生产经营管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劳工纺织效率、重视培养技术人才等以达到"谋工业之合理化"的目的。有的纱厂还力图开拓市场与融资渠道、向内地发展来缓解危机。此外,华商纱厂联合会作为棉纺业的同业组织,发挥了其应有努力及作用。除努力"自救"外,棉纺企业家还群起呼吁政府的救济,要求实行资金支援、经济统制、减轻棉纱税负、发放低利贷款等干预举措,表现为利用一切机会通过言论向政府请愿,并采取实际行动以影响政府的决策。面对各方的压力,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给予了一定回应,不仅制定了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如实行统制经济、币制改革、税制改革等,还实施了一些利于救助华商棉纺业的具体举措,包括改进和统制棉业、减低纱花运费、与美签订"棉麦借款"、限制外商在华设厂、提倡国货运动、调整劳资关系、增进纺织教育等。这些象征性的援助对缓解危机起了积极作用。但因政府本身的局限性及各自利益间的博弈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政府的救助作用极为有限,成效不大。大萧条时期,上海华商棉纺业对银行业存在着依赖与期望,希望银行能够对其进行低利放款与投资。然而,银行的反应却十分冷淡。棉纺企业希望通过银行贷款来进行融资的计划归于破产。上海华商棉纺业为应对危机在银行借款问题上四处碰壁的现象体现了企业与银行界的关系及其利益博弈。此外,上海各商人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精英等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危机应对中付出了汗马功劳。总之,在应对华商棉纺业危机中,除政府的宏观主导外,社会各界力量的互动与扶助也不容忽视。正是国家和社会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良好互动,才有效地缓解了此次经济危机。但是也应注意,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基础仍然是传统工农业,上述应对举措对扭转棉纺业的困境是相当有限的,而1936年全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国内外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善才是华商棉纺业短期内走出困境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