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的发生使人们意识到“硬实力”不是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以“软实力”为实质内容的公共外交在德国政界和学术界开始备受瞩目。传统意义上,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近年来,智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公共关系网络的完善,为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由智库以及非政府机构开展的非传统公共外交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见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传递者,是“软实力”的重要工具。德国政治基金会作为德国独有的政党智库,一方面在法律意义上和组织形式上具有独立于政府的身份,能够灵活地开展各项工作;另一方面,又与政府、各大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深入影响德国政治的各个方面。由于其特殊的属性,德国政治基金会及其海外机构工作十分活跃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德国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之一,有效地宣传和推广了自身的价值观念,塑造了德国的国家形象,对德国的对外关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本篇论文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公共外交”理论为理论架构,以摩拉维切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根基,以六大政治基金会的基本情况和自身特色为信息铺垫,梳理出德国政治基金会在公共外交中的三类功能性角色:即“生产者”、“渗透者”和“网络构建者”,并运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予以佐证。首先,作为政党智库,政治基金会的最基本功能是为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即“生产者”角色。如果将其缩小到公共外交领域,德国政治基金会担当的角色就是:以公共外交为手段,搜集和积累“第一手”的海外有效信息,及时回馈给政府及其亲缘政党,帮助政府及其亲缘政党作出及时有效的决策。其次,作为“二轨”外交存在的基金会外交,是对政府外交的补充和辅助,在一定意义上减轻了政府外交的负担。基金会外交以更灵活的姿态和更柔性的方式尝试影响对象国公众的意识,此时德国政治基金会担当了“渗透者”的角色。“渗透”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作为政府和政党的有力支持者;作为新理念和新规划的试验田;作为化解矛盾冲突的铺路者。最后,作为公共外交关系的“网络构建者”,德国政治基金会表现出了鲜明的特色:第一,六大基金会各自的特殊性和互补性造就了对外关系网络构建的多样环境;第二,每个基金会都各自拥有多样的公共外交网络构建方式。尽管公共外交中的政治基金会是“生产者”、“渗透者”和“网络构建者”,但在此过程中它们的本质功能依然是政治教育和政治咨询,这三种角色更确切地表明了它的实现路径。从重点关注国内政治教育到逐渐涉足跨国项目,对象范围从国内民众、亲缘政党和德国政府,扩大到亦囊括国外民众和关键传播媒介,目的也从单纯的教育咨询扩展为成民主意识的传播促进及德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德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这样的角色构造处于一种更柔性的框架下,也就是通过获取国外民众对“德国价值观”的自发认同感来实现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国政治基金会的“重力腿”是国内政治教育,“活动腿”是国外派驻机构及其对外活动,这个特色决定了政治基金会具有公共外交的先天基因,也决定了公共外交必然要为政府外交服务。作为“行为主体”的政治基金会的实质执行力其实有限,它们的公共外交活动,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在资金来源上,都根植和依赖于它们的亲缘政党和德国政府,在不违背德国根本价值观和利益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德国政治基金会与德国各大政党的“亲缘性”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从政治基金会的诞生发展,到它们获得官方资助,再到它们本身的价值观导向和活动准则,都和它们与政党的“亲缘性”不可分割;也正是由于政治基金会和政府以及亲缘政党的密切关系、它们拥有的人力和组织资源才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样的“亲缘关系”,致使它们对内对外的活动动机屡屡受到质疑和批判。德国国内关于“政治基金会实为政党’洗钱机器”’的批评声不绝于耳,而在对外活动中,德国政治基金会也曾因“一意孤行”导致其行为活动与官方外交立场背道而驰,因而引发外交龃龉等负面影响。总体上说,德国政治基金会背靠政党和政府,却又享受着拥有国际活动能力的灵活身份。它们既不是单纯的“主体”也不是单纯的“工具”,它们是集两者于一身的。政治基金会的政党“亲缘性”,赋予了它们在德国政治体系中乃至在国际活动中特殊的地位,但同时也置它们于两难境地,如何在“独立性”和“亲缘性”之间、在“亲缘政党”和德国政府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将成为政治基金会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