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在通过比较研究丁玲和朴婉绪的有关作品，来了解中韩两国女性形象在近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具体变化。笔者集中细读和比较了中国作家丁玲的《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韩国作家朴婉绪的《妈妈的木桩》、《妈妈的木桩2》、《裸木》等具代表性的作品，从小说中女性主人公外在与内在形象的演变入手，进行层次分明的阐述。之所以选择了这两位女作家作品，主要是由于两人无论从家庭背景还是年代经历上，都具有显著相似性和可比性。　　本文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从创作历史背景探究中韩两国女性走向近代的原因。从中韩历史背景的分析，阐述丁玲与朴婉绪作品差异的潜在原因，再从她们的家庭背景分析异同。丁玲的《母亲》和朴婉绪的《妈妈的木桩》两部作品各有一名经典的女性形象——母亲，丈夫的死成为她们命运的转折点。“夫丧”这一隐喻意味深厚的情节，并不仅止于造就文中描述的小家庭被时代浪潮倾覆的起兴，更暗示着在战争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制的必然衰落，甚至成为女性意识崛起的节点。文中中韩两国的“母亲”或者因意欲成就自我而主动走向近代，或者执意恢复家族荣耀而努力顺应潮流，最终她们的选择都是离开封建的家族，带着子女走向城市。　　继而发生的是女性外在形象的重大改变。众所周知，韩国的古代女性有着独特的盘辫式发型，特别是宫中有地位的女性会用大量的假发来装饰自己，称之为“???”（於由味，朝鲜时代上流层女性礼装用发型的名称，至密尚宫以上官位女性可用此发型）。因此，在女性形象的转变过程中，将一头长辫子剪成短发，无疑是一个重要变化。而在中国，“放足”是公认的女性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封建时代的中国女性以“三寸金莲”为美，一方面体现了在封建礼教制度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男性审美对女性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深刻地展示了“三从四德”这一传统女性道德观念中触目惊心的旨在禁锢和物化女性的男性霸权主义——缠了一双小脚的女性不利于行走、“身如弱柳扶风”，从而只得留在深宅之中，无法真正地参与社会生活。因此“短发”和“放足”展现了当时的女性群体通过外在形象的改变，试图达到真正解放的努力。　　最后，我们得以一窥女性的内在形象。中韩两国女性对待近代社会发展的态度和社会对待她们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是论文这一部分内容着力探讨的主旨。近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到来，并不是意味着中韩两国的女性解放也同时到来。韩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封建思想，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自然衰亡。“三纲五常”之类等级观念的影响流毒至今。朴婉绪以其母为原型，在《妈妈的木桩》中描绘了一位因丧夫而携子女去首都讨生活的母亲。母亲辛苦做着缝补的活计，供子女读书，让儿子读书是为了光宗耀祖，让女儿读书是为了嫁个好人家；再看她的小说《裸木》中的另一位母亲，父亲亡故后这个妇人很快振作起来，但当儿子也被战争夺走的时候，她崩溃了。她与仅剩的家人——其女——的关系日益恶化。笔者以为这些负面的描写说明在朴婉绪的小说世界中，女性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内在的解放。而丁玲又如何？《母亲》一文的主人公，同样是以作者的母亲为原型，丁玲呈现的是一个主动学习新知、主动将女儿送到女子学校求学的新女性形象；而曾不幸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少女“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虽遭大难然不甘堕落，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可见，丁玲笔下的女性，都有着不甘于封建、不屈于命运的独特风骨。　　通过以上三处对中韩两国女性的比较，笔者认为在封建时代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中韩两国女性群体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面貌：一个是积极进取的，一个是被动消极的。究其原因，中国近代女性在转变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来自进步分子的支持，更得益于积极包容的社会氛围，其自身觉悟也较高。而韩国的近代女性，在历史传统文化上没有中国这样丰厚的沉淀——或说是沉重的桎梏，但过犹不及的儒家封建思想和日本侵朝战争中刻意推动的女卑教育，变成了禁锢韩国近代女性解放的两大沉重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