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以来，台湾社会由一元化的国家认同观，逐渐形成多元化的认同路径。带有“统独”彩色的“台湾人”或“中国人”的身份表达成了中国国家认同危机存在的信号。本文依据“省籍-族群”的台湾问题研究模式，将客家人、福佬人、原住民，相较于外省籍族群作区分，统称为“本省籍族群”。他们是在台湾居住时间最长、人口比重最大，目前影响最广的一个省籍族群，占据“台湾人”身份表达的主体。而族群意识往往会决定其政党选择或国家定位，如果不能正确及时把握族群意识的内涵和边界，则可能会引起国家分裂主义的问题。因此对于本省人族群意识的形成和转变研究，变得迫切且必要。在此试图应用厄内斯特·盖尔纳关于“国族肚脐”三种存在方式的论述，引申为认同感亦是个人与国家之间情感、归属联系纽带的标志。认为“国家认同”相类似的也应有三种形成方式，即原生的国家认同、被强加的“国家认同”与自我创造的“国家认同”。运用其解释台湾历史中三个典型的认同观发展时期中，从而在不同历史情境的三种“国家认同”观框架下探讨族群意识的形成与转变。历史是认同观形成的重要载体，但由于人的行动或历史事件的“易逝性”，族群意识中的集体记忆很容易产生“结构性失忆”或“被再诠释”。因此本文结合对于各时期重要事件的历史叙述，寻找族群意识变化的心理原因。强调多元化的认同路径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共同记忆是建构族群“国家认同”的内在原因。文章指出移民社会共同生活的族群融合和群体利益等是形成原生的国家认同观的主要因素；受“斯德哥尔摩现象”影响的心理因素是被强加的“国家认同”产生的内在机制；威权统治作为中国国家认同感回归与异化的过渡期，“国民教育”将“党国”一体式的中国认同置换了本省人族群意识中的近代中国概念；进而成为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论者，借助“台湾人出头天”的族群意识，脱离族群边界向政治领域国家认同发起挑战的条件，自我创造出“台湾认同”。本文即是想通过探寻三种“国家认同”模式的产生情境及原因，来分析其中本省籍人族群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历史原因及内在转变机制。指出族群意识从原生的乡土认同时期，经过日据时代的心理同化、国民政府对族群利益的变相打压，在“本土化”时期“我群”意识逐渐彰显为超越族群本身的政治诉求，并发展成集体行动。反过来影响了今天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观的多元化。在此希望通过对历史情境以及族群意识形成过程的分析，发现中国认同在本省人族群意识中产生、抽离、异化的过程，进而探讨回归的可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