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小说《反生活》讲述了一个名叫内森的美国犹太裔作家与他的弟弟亨利在他们各自的书写和阅读中构建各自身份而归于失败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在美国种族歧视政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任何建立在自由意志与个体意愿基础之上的文本建构而树立的自我身份都是不可靠的，仅仅通过文本建构所获取的快乐都将陷入身份迷失和自我绝望。本文运用罗兰·巴特的可读文本、可写文本及互文本理论，审视主人公内森使用作者的暴力用自己的书写构建自己的个人文本，确定其意义并强加给读者，以此来建立自己稳固的个人身份；身为读者的亨利不愿接受内森强加于他的文本，凭借自己的阅读使内森确立的文本意义发生断裂。在两人的书写和阅读中意义不断增殖，实现了可读文本向可写文本的转化，在二人为文本不断生产意义的过程中，他们的文本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与文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互文本，内森和亨利对文本意义已无法掌控，他们在文本世界漂流，最终湮灭在文本的海洋，他们个人身份的建构也随之成为虚幻和伪建构。小说中主人公内森用作者的暴力书写自己与包括弟弟亨利在内的身边人，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强加在他人身上，形成了自己的僭越性文本，并赋予它唯一的意义。同时内森自以为通过书写自己的作品和规定自己文本意义的方法就可以建构自己的个人身份。然而内森的死亡却让文本失去了与它的创造者的联系，文本的意义也随着作者之死失去了阐释者，读者亨利利用这个机会对内森的文本进行篡改，把自己加入到文本意义的生产活动中去，有了亨利这个读者的参与，内森的可读文本变成了亨利的可写文本，文本不再具有唯一的意义。文本意义的多样化使得原有文本中的个人身份不再具有唯一性和权威性。在构建文本的过程中，作者内森作为书写者显然与自己的文本有密切的联系，他为自己文本的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起点；作为读者的亨利和内森的情妇玛利亚在阅读内森的文本时，不屈从于内森在自己文本中为他们规定的意义，通过他们的阅读和篡改，内森原有的文本意义不再固定，在内森和他的读者共同参与下意义处于不断的生产过程中，自我的身份也在不断构建、变化。通过阅读和篡改，亨利和玛利亚生成了新文本，生产了新的文本意义。内森开始阅读亨利和玛利亚生产的新文本，他们三人之间身份的不断转化使文本意义不断增殖，可读文本也就转化为可写文本，通过作者和读者参与下文本意义的增殖，个人身份的建构被证明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个人和文本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个人身份的文本自然也不可能与其他文本完全割裂。在成为可写文本后，文本的意义不断增殖，以文本形式存在的个人身份也就不再一成不变。内森和亨利身为犹太裔美国人，他们无论是对自己犹太身份的认同或拒斥，都不可避免与这个身份发生联系，那些与犹太身份有关的历史、文化、社会文本都与内森和亨利发生着密切的关联，这些文本互相渗透，构成了一种互文本，非自我的外在文本渗透进个人文本，个人文本不再是个人书写和构建的产物，而成为文本与文本之间不断碰撞、联系、置换过程中互文功能的结果，个人身份成了他者的产物。小说中“我们都是彼此的作者”这句话正体现了这种自我文本的异质性和互文性，个人身份的建构也就成为伪建构。罗斯的小说《反生活》表明，作为犹太裔美国人的内森和亨利所具有的身份不安感以及漂泊感，与他们生活的美国充满歧视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仅依靠个人文本的书写和重写所建构的文本身份是靠不住的，个人身份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最终在互文本影响下坍塌，个人文本的异质性和互文性最终使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建构被证明是一种伪建构，这种伪建构必然导致个体身份的幻灭与人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