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到1949年的近五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大转折、大变革时代。在这近五十年中,中国不但在政治上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转变,社会的其他各方面也都向着近代化方向发展,其中就包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历史”本不是一门独立的科目,而是依附于读经、修身等科,其所选用的教科书也大都从历代正史中择要选取,与传统史书无异。直到1904年具有近代教育色彩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历史”才以一门独立科目的地位,登上中国近代教育舞台,真正具有近代教育色彩的历史教科书也才随之产生。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中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日臻完善,不仅摆脱了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束缚,其编纂目标更加明确,编纂体例更加丰富,内容选择也更加科学。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编纂水平的不断提高,固然与新史学思潮、国语运动、新式教学法的引入等有紧密联系,但应该看到,它的发展也与各种国内外课程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一时期西方赫尔巴特和杜威的课程理论先后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而由中国本土教育家蔡元培所提出的课程思想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三种课程理论对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编纂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推动着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在其近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赫尔巴特的课程理论是近代较早传入中国的西方课程理论,伴随着甲午战后向日本学习的热潮,赫尔巴特课程理论迅速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其时正值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决心迈开教育近代化的第一步,赫尔巴特的课程思想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各科目课程教学和教科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历史科目也不例外。其重视儿童经验和兴趣的课程理论对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随后的民初十年间,中国的本土教育家蔡元培提出了“全面而平衡”的课程理论,强调各方面知识在课程中的平衡,这一思想影响了民初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伴随着五四时期杜威来华讲学,一股杜威热在中国迅速蔓延,其实用主义课程理论曾深刻影响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长达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编纂不可避免的受到实用主义课程理论的支配。通过从课程理论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编纂关系的视角,对清末民国近五十年中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编纂进行梳理,有利于从一个不为学界注意的侧面揭示历史教科书发展的轨迹,从而使人们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末民国中小学教科书是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而对当今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