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依照新陈代谢规律自形成起便不断伴随着更新而发展,当旧城区无法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与社会发展目标时,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用地结构、社会结构,以激活旧城区的发展潜力。城市更新对于改善旧城区居民的住房条件、支持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因此,全国各大城市都在积极促进城市更新的实施。然而,受更新规划的影响,长期居住于此的居民多被迫迁离更新地、迁入安置小区。城市更新权益惠及人群的“空间替换”,改变了安置居民的生活与生产状态,并因此带来了诸多社会隐患,已成为制约城市和谐发展、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因素。研究城市更新中集中安置居民的生活状态对于解决因城市更新带来的诸如“绅士化”与社会隔离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城市更新后,集中安置居民的生活状态主要受居住场所迁移引致的群体空间重组与社会重构影响。本论文以城市更新中集中安置居民为研究群体,基于以下三个问题探究这一群体在城市更新中的得与失:（1）whether:城市更新是否提升了安置居民的福利水平?（2）what:安置居民福利发生改变的决定因素是什么?（3）how:这些决定因素通过怎样的路径或机理影响安置居民福利变化。本研究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构建了城市更新中集中安置居民的多维度多层次福利体系,由福利测量体系、影响福利变化的内部驱动体系和外部诱导体系构成。在此福利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案例研究,通过对重庆市化龙桥片区更新中迁往四个安置小区的安置居民进行生活状况调研,获取双截面（更新前-更新后）数据,构建模糊福利测量模型,定量化探究安置居民的福利变化及分异。同时引入关灰色联分析、模糊解释结构模型、关键路径法等,探究具有不同自身禀赋、处于不同外部环境下的安置居民福利变化的分异原因及逻辑关系,并基于以上结论提出恰当政策建议,以保障安置居民的福利水平得以均衡化提升。本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城市更新中集中安置居民在迁移入新的居住环境经过一段恢复期后,除了就业状态出现一定下降外,其他维度福利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安置居民的现有经济水平得到了改善,但经济收益潜力出现下降,在长期可能表现出经济水平下降的趋势。迁移后,由于打破原有固化的社会结构而重新建立起较优质的社交网络,安置居民的社交状态表现出福利水平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层次的福利水平提升不明显,表明安置居民生活状态改善潜力不足,如不积极引导,在将来可能出现福利变化的拐点。（2）自身禀赋和外部环境分别作为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诱导因素影响安置居民的福利水平,导致具有不同自身禀赋和处于不同外部环境中的安置居民表现出福利水平的分异。究其原因,一方面,具有特定自身禀赋的安置居民在迁移后的社会资本表现出差异性的恢复情况,另一方面,迁移至不同城市空间的安置居民获取的各类资源与机会存在差异性,安置居民的可行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诱导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安置居民的福利水平存在群体间和空间上的差异。（3）安置居民在经过城市更新后,并未表现出完全的生活状态改善。为此,自安置补偿阶段起,市辖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以优化安置补偿模式、适度实施安置房配建制度、均衡公共资源配置,分别从迁移自由度、居住融合度和资源分配公平性三方面提高决定安置居民福利水平的外部诱导因素的质量;在生活恢复阶段,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可以通过维护社区运行秩序、构建社区交流平台、加强社区精神建设,在改善安置居民物质条件的同时,引导其健康生活观的形成,实现安置居民从“社会巨婴”向“独立青年”的华丽转身。本研究以可行能力方法将集中安置居民的福利研究从表象的功能状态延伸至内涵的可行能力层面,强化了集中安置居民在获取福利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将安置居民的福利测量研究从一维或几维的绝对测量扩充至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测量与分异分析,系统地呈现出安置居民的福利状态。将政策建议由群体普适性优化为依照群体类型匹配相应层次与时序的回应体系,可以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