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当今日本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出发,致力于探讨以今日之东亚、东南亚为范围的中华文明圈的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发展规律。 在绪论部分,作者回顾了亚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史观以及学术界(尤其日本学术界)的反思,指陈立足于亚洲自身历史来论证其发展历程的必要性,以及从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出发探讨中华文明圈的内发性发展的原因;作者对何为“中华文明圈”以及“内发性发展”进行了阐释,指出日本学者的“亚洲”整体性研究中的“亚洲”多指中华文明圈,而本文之“内发性发展”则是指在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华文明圈业已存在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因素,以及这种因素在近代的作用和地位,这种因素虽然不可能将中华文明圈社会导向英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它却是促其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仅仅是依靠“西方的冲击”,中华文明圈不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些因素包括中华文明圈传统的生产方式、贸易方式和贸易体系、人力、物力、技术交流、中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等因素。 第一章中,作者回顾了日本人亚洲观的演变历程。指出日本人亚洲观的演变可以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世、近代以来几个阶段,而当今日本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圈研究的关注就是日本人亚洲观发展的延续。 在第二章,作者对日本学者中村哲、宫岛博史的东亚小农社会理论进行评论,指出中华文明圈的精耕细作型农业是一种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农业模式,它立足于东方独特的气候和历史文化,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必须立足于传统,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使得农业走上科学合理的发展道路。而中华文明圈农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对其近代工业化的影响也是该地区近代化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其耕织结合、多种经营、兼业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使得农民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在第三章,作者对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理论进行评论,指出中华文明圈的贸易渠道在该地区各国开港之前就是畅通的,并且形成了跨国境的、自成体系的贸易网络,将中华文明圈在经济上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其在近代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对于滨下强调的朝贡贸易体系对近代亚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笔者指出其对西方的沖击有所忽视,但其强调华人华侨在近代中华文明圈贸易中的作用,以及从长时段理论和整体史的角度考量中华文明圈的近代发展则是恰当的。 在第四章,作者从中华文明圈的人员流动的角度来审视中华文明圈的内在发展,指出华人华侨在该地区的活动,将整个区域的经济有效地联系起来。华人华侨在中华文明圈的活动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形成华商贸易网络,而以近代(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