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理论体系的产生,往往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反映着那个时代精神的精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与历史上那些伟大思想理论的产生一样,毛泽东与邓小平政治监督思想的形成同样有着自己特定的时代背景,包含了不同的内容,体现了不同的特色。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毛泽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非常强调实行政治监督,创造并形成了丰富的政治监督思想尤其是人民民主监督思想。他始终认为,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虚心接受人民群众和党外民主人士的监督,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严格的政治监督,永不懈怠,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保证。然而,囿于历史条件,毛泽东忽视了对实行政治监督作制度性的探索,在探索如何进行政治监督的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失误。他习惯于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参加的“大民主”运动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有效手段,这实际上是将战争时期的做法简单地套用在了复杂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代,因而导致了动机与结果的脱节,出现了重大失误。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尽管他在实施政治监督方面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失误和沉痛的教训,但不应否认的是,他在对执政党进行监督方面所作的探索精神仍然是值得研究的,尤其是他的人民民主监督思想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当代中国政治监督理论的一个耀眼的闪光点。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代表,邓小平的政治监督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经验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的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和丰富起来的。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监督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结合起来,既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监督原则,同时对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具体内容、选择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探索,其着力点在于如何建立和完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制度上彻底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因而其制度建设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达到这个根本目标,邓小平分析了社会主义政治监督同民主的关系,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同清除封建遗毒的关系,同法治建设的关系,以及发展政治监督的具体措施、步骤和方法,等等。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监督思想,从理论到措施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监督设计了一幅美好的蓝图,指明了发展的方向。考察和分析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治监督思想,既要看到他们的监督思想有继承和发展的方面,具有相同性;又要认识到由于时代不同而出现思想内容的各自特点,具有差异性。深刻地分析它们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之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健全和完善政治监督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才能更好地把握政治监督思想的精神实质,也才能够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