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方面,有一项突破性成果,就是确认了中国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演进过程。但是,迄今主要是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中国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发生过程作了比较深入、系统的阐述,而对于促成从多元到一体的深层动因和机制的探讨,却近乎空白。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性弥补。本文致力于以长城内外游牧和农耕族群从冲突、对峙到逐渐走向交融、融合的历史过程为例,探寻中国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动因和机制,并试图进而揭示内聚性的中国文明超常持续发展的奥秘所在。文章采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一体化的分析方法,对四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了剖析:森林部落在演化历史悠久的生态系统中拥有一条长长的食物链,容易生存,难以发展。南方原始稻作农业区,采用自然农业体系的耕作方法,火耕而水耨,长期落后于黄河流域的文明发展。但它拥有强劲的发展潜能。游牧部落是从事短链生产,在有利的生态条件下,净生产量大,发展快,但由于结构简单,产出单一,抗生态环境波动干扰能力差。短链生产的特点是决定游牧族群骤兴骤衰的根本原因。农业的生产短链更短,但是,黄河流域由于气候变率大,灾害过于频繁,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加长了生产链,使得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增强,而这是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旱地农业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的创立;保持地力“常新壮”观念和相应的合理施肥,补充地力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保障了内聚性文明持续发展。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文明观念特别注重和谐、中和与顺乎自然。水灾和旱灾对农业生产极具破坏性,为了保障生产的持续性,就必须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由于建设这些工程的需要,发展出大协作的生产方式。来自游牧族群的巨大冲击不断,为了保护农耕区而修建长城。修建长城更需要大协作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强调维护统合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以统合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应对来自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强大压力的挑战,形成了具有坚韧的内聚力和持续发展潜力华夏文明特质。大规模协作修建的水利工程推动了基本经济区的发展。抗异族入侵斗争和修建长城强化了民族的凝聚力。在动员社会力量投入巨大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使统合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不断强化。黄河流域的大协作的生产方式有助于内聚性文明持续发展,与此相适合的一整套社会价值准则,注重农业生产的持续性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而这是文明持续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为了探索中国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动因与机制,特别注重游牧与农耕两种异质性文明圈的互动与演进。首先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但是由于二者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冲突的过程反而形成二元一体的结构,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长城也是冲突与融合的统一体。互动中的演进历程:二者的历史走了四段,两个对称性形态,最终走上多民族国家一体化的历程。这种对称性的历史形态,表明一种长时期的节律存在于历吏发展的过程中。值得注重的是两个具有内在机制相互作用的文明圈之间,民间经济行为等文化潜入对于民族融合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两种文化的过渡,历史上曾经创造出第三文化,作用明显。从长城内外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演进的历史看内聚性的中国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因与机制:文明发展主要是由纵向推动力和横向推动力来推动。内聚性的中国文明发展的特殊机制在于,能够把横向的外部的推动力转化为纵向的内部发展推动力。遭遇游牧族群入侵是几大文明古国都经历过的历史,许多古老文明在这种遭遇中夭折了,或中断了。唯有中国文明能够把这种长期存在的外部推动力不断地转化为内聚性文明的纵向的内在的推动力,所以中国文明是唯一持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内聚性的中国文明发展动因和机制上的这一特点,使得来自多元的外部各种文明与文化,在与农耕文明互动演进的过程,不断地被转化为农耕文明自身发展的推动力量,所以,中国文明的发展从多元到一体就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