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权限问题历久弥新。从国家存在开始,世界各个国家被政府管制的领域寡众交替,不断地发展着变化。而近年来,西方国家实行政府管制的领域逐渐从经济转移到社会,对经济领域的管制越来越少,关乎于社会的安全、环境、卫生等领域的管制在逐渐的增多,同时管制的方式和手段也在逐步的发生改变,从强制性的管制到激励性的管制,给市场竞争留下自由发展的空间,重新重视市场秩序在解决问题上的能力。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中脱胎而来,虽然中国政府对经济集中控制范围在急剧减少,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减少了大量的行政审批进行改革,但在一些行业中仍实施管制政策,如出租车行业。管制决策背后总是存在特定信念和理论依据。政府管制的效果是否与其初衷一致;管制所依据的理论是否经得起检验;管制政策是否能够及时响应信息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外生变化;政府管制倾向于快速解决短期问题而总是忽略慢慢才显现的长期后果???,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并检视现行管制政策。技术和制度协同演化(所谓协同演化就是说不是单向谁决定谁,例如制度决定技术创新,但有时技术创新倒逼制度改革)。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出租车行业加入了很多新的因素,如打车软件、专车等,都在改变着传统的出租车格局,倒逼出租车行业市场化,检视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不无道理,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关系着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但如何去管却是一个核心问题。2015年在发改委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也提到了对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浙江省义乌市也率先进行了实地改革,然而在全国范围内的效果却不显著,原有的出租车行业格局固若金汤,政府管制的成本大于收益,朝令夕改,“应该”的政府管制却与实际管制效果相差甚远。本文在肯定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必要性的基础上,运用政府管制俘虏相关理论和国内外典型地区出租车管制经验将焦点放在政府在出租车行业如何进行有效率而又合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