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我国在城镇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社会体系,国有企业作为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享受到优先配给的公共资源,资源壁垒促使国有企业内生出较独立的公共空间,工厂职工在其中工作、生活,形成典型的社区团体,形成特殊的群体意识——社区身份。上世纪八十年代萌发,九十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打破了原本泾渭分明的资源壁垒,工厂职工的生活半径被大大拓展,曾经的工人社区的规范性日益淡化。在国企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国企工人的社区身份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受哪些因素影响而建构?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工厂形象历经怎样变迁?国企工人对不同阶段的社区身份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工人的集体记忆与媒体的媒介记忆是否重叠,有何异同?本文按照历史变迁的脉络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做出回答。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原安徽省蚌埠市金光钢厂,上世纪六十年代受三线建设影响,金光钢厂于大别山区起步,改革开放后异地搬迁至蚌埠市,其主营产品轮辋钢曾占据全国22%的市场份额,最终落幕于国企改制浪潮。本文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将多位原金光钢厂职工、中层领导、职工子女作为重点访谈对象,记录他们口中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下的身份变迁与个人记忆。此外,本文留意挖掘在集体记忆之外个人记忆及行动“偏差”的情况,讨论了较少关注的国企工人内部分层现象,在描绘较统一的身份变迁之余记录下个人意识的萌发。本文将国企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分为“单位人”“厂里人”“下岗工人”“社会人”四个阶段。本文认为在“单位人”身份是由单位制由上而下主导建构,又通过独立的企业体系和与农民的对比增强的;伴随企业效益的增加带来的多项福利将“单位人”身份强化成“厂里人”;又因国企改制后经济、社会地位的滑坡产生被边缘化的认知成为“下岗工人”;进入社会后,不论是被迫转移失落情绪还是自我角色的主动苏醒,经过一段较漫长时间后实现成“社会人”的转变。研究发现,历经国企改制后,转型成“社会人”的国企职工仍然保留曾经的社区交往轨迹,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转化为基于共同志趣的互动空间,这个互动空间迎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由于参与者的老龄化日渐难以维系。而作为曾经赖以生存的实物社区,则由于人员的流动逐渐淡化国企色彩,在保留些许地域特色之余已融入所在城市。关于工厂的集体记忆与媒介记忆在工厂的繁荣年代较为一致,红火的生产车间、富足的物资供应是该时期的共同底色,而媒体则鲜有对破产时期工厂的报道,显示出该阶段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错位。最后,本文认为,尽管有不同的原生家庭和个人志趣,坚持奋斗、努力生活是历经风雨的国企工人的必然选择,他们曾被单位制下的荣光照耀也被国企改制所裹胁,如今面对潜在的延迟退休政策也感到忧虑。他们无法为大时代变迁买单,却被历史的进程打下深深的烙印。如今,如何存证这段历史,如何回应他们的需求,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