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起息的无担保固定利率非金融企业债样本,分别考察了大公、联合、鹏元、中诚信四家评级机构债券样本中信用评级对债券利差的影响,以及各家评级机构之间的异质性。信用评级是基于公司历史上的借款、支付、资产、负债和总体经营表现等,对该公司或其债券的资信情况进行评价。信用评级承担的一个关键职能是债券市场上的信息传递。发行人通过债券的信用评级,可以为金融工具定价,可以提高交易对手对自身的信赖程度,同时满足投资者对信用评级偏好的要求。同时,投资者、金融中介机构和监管者也都需要债券评级的信息传递,某些机构投资者被强制要求其投资决策必须依赖于信用评级,比如保监会对保险公司投资的债券信用等级设有最低要求。因此,信用评级具有重要的信息揭示作用。欧美有发达的信用评级市场,对信用评级的公信力形成了普遍共识,一般来说,债券的评级越高,发行人的违约风险越低,融资成本也就越低。我国信用评级市场起步较晚,至今不过二十多年时间,相较欧美成熟的信用评级市场还有很大的不足。国内学者对信用评级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文献综述和制度比较,而结合数据的经验研究较少。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我国信用评级对债券利差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益于近年来债券市场的迅猛发展,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无担保信用债券样本,本文选择2014年1月到2016年3月1间发行的无担保固定利率非金融企业债为样本,分别考察大公、联合、鹏元、中诚信四家评级机构债券评级样本中信用评级对债券利差的影响,以及各家评级机构之间的异质性。由于财务信息会影响债券评级和债券的收益率,并且财务信息也会通过信用评级间接影响债券收益率,因此若要考察信用评级对债券利差的额外解释作用,需剔除财务信息。本文参考Liu和Thakor(1984)的方法,在剔除信用评级中发行人的财务信息作用后,考察信用评级中额外信息对债券利差的增量解释作用。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总结,财务信息中选择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已获利息倍数、销售净利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的比例六个财务指标,涵盖了盈利能力、现金流量、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五个方面；债券自身特征选择发行规模、发行期限、是否可赎回三个变量,纳入模型。本文在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后,构建了一个两步法模型考察信用评级在剔除了信用评级中财务信息后对债券利差的增量解释作用。本文具体结构共分为六个章节,详细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本章从选题背景为切入点,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文章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对国内外关于信用评级的主要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本文按照研究方向不同对国内外文献进行阐述,得出国内学者关于信用评级业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文献综述及制度研究阶段,而结合数据的实证研究较少。第三章为“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概述”。本章首先详细回顾了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历程；其次,对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第四章为“实证模型、变量构造、数据来源”。本章对文章选用的模型、变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指出数据来源。第五章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实证分析”。本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一个两步法模型考察信用评级对债券利差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详细的分析,指出导致评级机构异质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评级购买现象的存在。第六章为“结论及政策建议”。本章对本文进行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对实证结论进行了陈述,并指出本文的研究成果对监管者制定适宜的监管政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债券发行人的财务信息大约可以解释债券利差变动的四分之一,特别是由大公评级的债券,仅仅由财务信息就可以解释该机构样本中债券利差变动的45%。第二,信用评级变量对债券利差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随信用评级的降低而增大,这说明债券信用等级越高,利差越小。在加入发行人的财务信息之后,一些信用评级的虚拟变量不再显著,可能是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造成的。第三,在大公、联合、鹏元和中诚信的样本中,在剔除了信用评级的财务信息之后,信用评级对债券利差仍有显著的增量解释作用,其中鹏元样本中信用评级则没有这种作用。这反映了评级机构之间的异质性,即不同评级机构所作出的相同信用评级是有差异的。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和监管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各家评级机构具有异质性,不同评级机构给出的相同信用等级(如AA)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债券投资者在进行债券投资时,在了解债券信用评级的基础上,还需要知道是哪家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进而进行综合决策。对于监管者而言,随着评级机构的分化,监管层在制定某些政策时,需要结合不同的评级机构针对性地给出不同的参考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