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现象,因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为各国法律所重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受贿类犯罪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以下特点:涉及的干部级别越来越高,受贿数额日益增大,受贿形式不断翻新等。当前受贿大案、要案不断发生,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立法规定不甚科学,使得司法实践中许多新出现的贿赂形式不能得到有效惩治,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故本文拟从受贿罪贿赂范围的一般理论入手,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对贿赂范围的有关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和阐述,以期对此问题的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有所裨益。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世界各国关于贿赂范围的立法、国际条约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及建国以来我国有关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作了总结和归纳;并对刑法理论界关于贿赂范围的三种学说,即“财物说”、“物质利益说”和“利益说”进行归纳和评析;接着又阐述了我国现行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贿赂含义和范围的规定。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大贿赂范围的立法建议,论述了将财物、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都纳入贿赂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接着对现实生活中愈演愈烈并且存在较大争议的“性贿赂”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阐述“性贿赂”的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危害性,并对“否定说”逐一批驳,论证了“性贿赂”入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部分结合扩大贿赂范围将会导致的量刑难问题,分析了现行受贿罪法定刑的弊端,并对受贿罪法定刑的设置和完善提出了立法建议,即对受贿罪单独设立法定刑,改变传统的“计赃定罪”模式,建立以情节为中心的处罚标准体系,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等。